【霍金估算过，在牛津3年期间，他大约只用功1000小时，平均每天1小时。】
史蒂芬•霍金出生那天——1942年1月8日，正好是现代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伽利略逝世300周年忌日。这是许多有关霍金的传记文字都会提及并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似乎这预示了某种科学使命或超人天赋的传承。
在2013年出版的自传《我的简史》（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霍金也未能免“俗”。不过，开篇谈到此事时他又写道：“我估计这一天出生的婴儿大约有20万个，但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还有其他人对天文学感兴趣。”
霍金成长于北伦敦的海格特，他的父母都毕业于牛津大学。出身于佃农世家的父亲是研究热带病的专家，出身于医生家庭的母亲则从事过税务稽查员、秘书等多种职业。他们一家独来独往，不爱交际，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比较古怪的家庭。
按照霍金自己的讲述，童年时代的他并没有显出什么特异之处。小学时他在班级里的成绩从未位列前面一半，他的总是很不整洁的作业常常让老师摇头。12岁那年，霍金班里曾有两位同学用一袋糖果拿他打赌说，他将一事无成。可是，却有其他同学“看到了一些好征兆”，给他起了个“爱因斯坦”的绰号。
那一阵霍金迷上了火车模型、玩具和游戏，还建造过飞机模型和船舶模型。他对事物如何运行很感兴趣，喜欢将物件拆开，看看它们如何工作，可他的手工却十分差劲，并不擅长再将它们重新组装回去。如他后来所认识到的，“我的实际动手能力总不能和我的理论探索能力相匹配”。
课堂外的这些游戏和制作对霍金走上科学之路影响至深。在他看来，他对火车、船舶和飞机模型的钟情，来自于要了解系统如何运行和如何控制它们的强烈愿望。而从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他对宇宙学的探索就满足了这个需求。“如果你理解宇宙如何运行，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控制了它。”
然而，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学之初，霍金并不是一个勤于探索的好学生。《我的简史》记述，那一时期在牛津，因为用功而得到较好等级被视为一个“灰人”的标志，是牛津词汇中最坏的诨名。你要么是不费劲学习而非常卓越，要么就接受自己能力有限的现实而得到第四等成绩。霍金估算过，在牛津3年期间，他大约只用功1000小时，平均每天1小时。他那时的态度和多数同学并无二致，“我们都倾向于绝对厌倦，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努力追求”。
给霍金的人生带来巨大变化的转机，就出现在那之后不久。
在牛津的最后一年，霍金注意到，他的身体正变得越来越笨拙，有一次竟然连摔了几个台阶。他去看医生，却只得到一句规劝：“别喝啤酒。”1962年10月进入剑桥大学读研究生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更笨拙了。这一年圣诞节期间，他在湖上滑冰时跌倒，居然到了爬不起来的地步。最终，霍金被确诊患上了可能在几年内致死的绝症——运动神经元疾病（ALS）。
那是在1963年。当21岁的霍金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会不断恶化而医生也无能为力，自己也许活不到完成博士论文时，已经很难做到专心致志了。他感到有点儿自怜，也“有点儿悲剧人物的味道”。在《我的简史》里霍金承认，在其病症还未得到诊断前，他对生活极为厌倦，总觉得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我患病的一个后果就是把一切都改变了。当你面临夭折时，你就意识到生命是值得过的，因为有很多事情等你去做。”
出院后不久，霍金做了一个自己将被处死的梦。这使得他“忽然意识到，如果我被缓刑的话，还有很多我能做而且也值得做的事情。另外一场我做了很多次的梦是，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毕竟，如果我反正都要死，不妨做一些好事”。
幸运与奇迹随之出现。“事情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是我和一个名叫简•王尔德的姑娘订婚，我是在被诊断为ALS病时邂逅了她。这给了我某种生活的动力。”
要结婚就得有一个工作，而要工作就必须完成博士论文。因此，霍金在一生中头一次开始用功。“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我喜欢用功。”婚后的他得到简的悉心照顾，学术方面突飞猛进，其宇宙学研究，特别是关于黑洞辐射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受到关注。但在学术上声誉日隆的霍金病情渐渐加重，已无法自己走动，只能坐在轮椅上……
世人知道霍金的大名，更多的是来自他撰写的一本有关宇宙学的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该书创造了科学著作和全球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此后不久，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幅照片，画面上仅有三个人，其中一位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美国总统克林顿，一位是当今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坐在轮椅上的霍金。克林顿侧脸站在霍金身旁，向他鼓掌致意。照片注释只有寥寥十几个字：“一时的政客与永恒的学者。”这句话不禁让人联想到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政治只看眼前，而方程式是永恒的。”
尽管霍金被“囚禁”在没有多少自由空间的轮椅上，但他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于勇气、才智和成就的空间旅行者——他用他的思想对宇宙进行全面探索。虽然在许多人看来他遭受了“人生之大不幸”，可也就在这和“不幸”搏击的艰难历程中，印证了他的同胞、大诗人弥尔顿所言：“头脑是它自己的住所，它在其中可制造地狱的天堂，也可制造天堂的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