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全球著名行业媒体FierceBiotech公布了“生物医药界最具影响力人物”年度榜单。2016年是生物制药转型的一年。议员们正在强烈要求药品价格改革；病人正在抗议以获得FDA更快的批准；药品专利在价值投资的对冲基金背景下争议不断；行业的最不受欢迎的发言人总是在加速一些事件的传播。2016年，一些行业的基础支柱开始变得脆弱。仿制药的崛起将切断制药公司的现金储备，曾经可靠的生物技术IPO也几近枯竭。药物审批与否成为了今年的一项新议题，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资本购买“优先审评劵”的制药公司。
FierceBiotech认为：入选此榜单的人物并不意味着是这个行业“最具有创新力”的，也不是“最成功的”，更不意味着是“最值得钦佩的。”有时候，失败比成功更让人值得学习，敲开行业的大门比建立行业共识更加重要。
例如，Ian Read领衔的辉瑞制药（$PFE）在完成医药史上最大的并购后能否实现公司目标？John Milligan能否继续保持吉列德公司（$GILD）开发重磅药物的步伐？Anne Wojcicki能否完成23andMe的反转？Martin Shkreli刑满释放之后是否会再次创立新的公司？
“生物医药界最具影响力人物”年度榜单是FierceBiotech的传统项目，每年都会评选对生物制药行业发展造成深远影响的人物，今年也不例外。本次入选的这些人物或正在带领公司走向复兴、或正在引领公司大踏步前进、或是影响行业的新闻焦点人物。总体而言，他们对行业的变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下是FierceBiotech公布的“生物医药界最具影响力人物”年度榜单，共有政界、科研界和企业界22位“老炮儿”上榜。
“老炮儿”们的背景资料
1.Mark Alles，Celgene新晋CEO
Mark Alles从前任CEO Bob Hugin手中接管Celgene，后者在任时一直采取高昂的定价，这也为公司换来了大笔的研发经费。Mark Alles未来面对的形势更加险峻，因为无论在哪个产业管线上，竞争对手都十分强劲。Celgene去年曾花费72亿美元收购Receptos，成功将ozanimod纳入囊中，这是一个处于临床III期的重磅自身免疫病药物。但随后几个月Celgene由于出资过猛出现了下滑趋势。未来Mark Alles需要更加理性地评估Celgene的资产，制定更加合理的投资策略。
2. Kyle Bass，海曼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
Kyle Bass于2006年创办了对冲基金公司海曼资本，在次贷危机中做空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获利5.9亿美元，一时声名鹊起。他涉足房地产、债券等多项投资业务，生物医药行业也是他重点涉足的对象。Bass非常擅长钻美国专利法中双方复审（IPR ）这一程序的空子从中获利，诺华的多发性硬化药Gilenya就是他的猎物之一。他在专利方面的投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仿制药的发展，许多仿制药公司开始在专利方面采取更激进的态度。
3. Jay Bradner，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负责人
Jay Bradner最初是血液病学家，在从事了一段时间基础研究后，开始向转化医学转型。与其他科学家不同的是，他极大限度地公开自己的研究，吸引来自学术界或工业界的科学家一起研究。他表示这样一种“开源”的方式能获得更多的帮助。去年Jay Bradner成为诺华的研发部门总管，负责6000多名科学家的研究团队和年逾10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Jay Bradner能够顺利地将生物技术、医药研发和学术界联系在一起，营造一个有利于研发的和谐生态。
4. Olivier Brandicourt，赛诺菲CEO
Olivier Brandicourt担任赛诺菲CEO刚满一年，过去一年总体而言较为平稳，Olivier Brandicourt并未经历过什么重大挫折。Brandicourt进一步强化了和老搭档再生元之间的关系，在肿瘤免疫治疗、PCSK9抑制剂和自身免疫病方面继续深化合作。再生元可以说是赛诺菲的第二个研发部门。
5. Hillary Clinton，美国总统候选人
2016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候选人需要通过关注社会热点话题拉取选票，希拉里也不例外。当前希拉里对生物医药行业可能造成最重大的影响就是药品售价。药价高昂是美国一直以来的问题，民众怨声载道已久，财政也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希拉里在这一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希望医药公司能够准确评估研发、生产成本，制定合理的售价。然而新药研发成本确实巨大，降低药价可能会影响研发积极性，这是未来生物医药巨头和政府之间博弈的关键点。
6.Andrew Conrad ，Verily（谷歌生命科学部）总裁
Andrew Conrad一直在寻求着改变，Verily想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康拉德也强调了这一点。他曾指出，公司致力于从反应性向前瞻性，从介入向预防的功能进行转变。他还设想创立出这样一个模型：不同学科的专家可以聚在一起关注解决同一个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历经数年的冠心病研究提供资源支持和最先进的可用工具。
7.Deborah DiSanzo，IBM的沃森医疗云平台CEO
Deborah DiSanzo是IBM的拯救者，是与大数据创新合作的领导者。IBM的股价创了五年来的新低，大家都在关注着戴博丽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她分别以10亿美元收购医学成像及临床系统供应商Merge Healthcare，以26亿美元收购医疗数据与健康数据公司Truven Health Analytics，以高达40亿美元收购充当患者参与媒介的Phytel and Cleveland Clinic spinoff Explorys。IBM的沃森医疗云平台的帮助，会催生以数据为支撑的医疗信息创新。
8. Belén Garijo，德国默克集团CEO
德国默克公司近几年来陷入和默沙东的商标官司不能自拔，且预计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如果说商标官司只是小痛痒，默克黯淡的产业线则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系列肿瘤药、多发性硬化等药物研发失败，导致默克过去几年裁员不断，仅有的几个重磅药物也逐渐失去竞争力。Belén Garijo出生于西班牙，原本是默克雪兰诺的负责人，从今年起将正式接管默克集团。她主导的与辉瑞的肿瘤免疫治疗合作为默克的产业线注入了生机，由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领域竞争激烈，Belén Garijo并不想把重点放在黑色素瘤的治疗上，而是胃癌等其它实体瘤。为了强化研发管线，过去的18个月中，默克与Syndax Pharmaceuticals、Selvita、Intrexon等许多公司展开合作。
9.Kurt Graves，Intarcia总裁
前几年，生物制药行业首次公开募股呈井喷趋势，而Kurt Graves没有选择让Intarcia公之于众。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自2010加入公司，他以非传统的方式领导公司定位市场。他把精力集中于提高核心产品的竞争力，而不是对付混乱的公共市场或与大企业进行合作。他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市场定位和风险投资，Intarcia的成功同时也鼓励其他企业去寻求设备合作伙伴。
10.Elizabeth Holmes，Theranos创始人兼总裁
去年10月，Theranos遇到许多问题。有人指责Theranos未经FDA允许采集血样，医疗器械只接受过几次测试便进行售卖。今年早些时候，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也指出，该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实验室存在问题。但Theranos没有被打垮。Elizabeth Holmes继续宣传公司的透明度，而公司的测试过程仍不是那么透明，宣传结果并不理想。Theranos需要做好与公众的沟通工作，未来的发展将会怎样还是个未知数。
11.Scott Huennekens，Verb Surgical总裁
Scott Huennekens在医疗器械界享有盛名。2015年2月，他打赢了一场商战，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研发导管超声图像和治疗技术公司Volcano。他一直在进行观察，2002年，Volcano首次公开募股，到了2015年，该公司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之一。他说，Verb Surgical的目标是探索出新的技术和新方法，不断提高全世界的医疗标准。Verb Surgical正以实际行动与全球外科医生一起携手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2.Andrew Left - Citron Research（香橼公司）创始人
Citron Research常被翻译成“香橼”公司，是一家擅长于狙击中国概念股的民间调查机构，这类机构通常采用预先卖空，然后发布负面投资报告的方法狙击中国概念股。去年秋季，做空者Andrew Left以一份调查报告引发了制药行业的大风暴，不禁引人思考，Valeant会成为药界“安然”吗？在发布这份“安然”报告后，他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近几年他将做空目标对准制药行业，一方面是因为行业的透明度不高，另一方面是由于药企会滥用其在市场上的特殊地位。Andrew Left 还要面对许多艰难的挑战，但由于药企的名声越来越差，他不得不继续下去。他下一个做空目标是能量饮料生产商怪物饮料公司（Monster Energy）。
13. John Milligan，吉利德CEO
吉利德在过去两三年中可以被称为一个现象级的公司，凭借Sovaldi、Harvoni等丙肝药物，吉利德从一个小公司迅速发展成行业新贵。许多评论会将吉利德的成功归结于运气，但正如葛兰素史克CEO Andrew Witty评价的那样，吉利德以110亿美元收购Pharmasset，足以体现吉利德令人惊叹的战略眼光和胆识，吉利德CEO John Milligan从不把公司置于一个貌似安全的处境，而是喜欢不断挑战，这或许就是成就吉利德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丙肝药之外，吉利德正在努力扩大自身的研发管线。
14.John Oyler（欧雷强），百济神州生物科技公司总裁
2009年，John Oyler来到中国探索出一条新路。他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生物科技工厂，中国科技在全球科技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生物制药方面发展的不足阻碍中国市场为更多制药商提供服务。他的初始目标是成为国内专利药研发者。六年后，百济发展成熟，拥有超过215名员工，其中150位员工专注研发。百济神州的优势产品有抗血癌药BGB-3111和靶向抗肿瘤药B-RA二聚体抑制剂BGB-283等。
15. J. Michael Pearson，Valeant公司CEO
Valeant可以说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一朵奇葩。与研发占主导的大多数制药巨头不同，Valeant并不在意自身的研发管线，大部分上市药都是从其它公司购入。然而，就在上周，Valeant模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Valeant的股价在一天内暴跌50%，这对于一个上市公司简直是一场噩梦，甚至许多分析师认为Valeant即将面临破产。股价暴跌与新药品定价法规有密切关系，据称新规定要求药企参照研发成本定价，而Valeant这样研发管线几乎为零的公司将不止何去何从。据传Pearson已经辞职，Valeant即将换帅，这或许就是Valeant给整个行业提供的一个教训。
16. Ian Read，辉瑞CEO
辉瑞的CEO Read可以说是掌管制药巨头游刃有余，其战略眼光和策略是其它许多公司掌门人难以比肩的。去年辉瑞制造了生物医药行业史上最大的一桩并购案，以1600亿美元并购艾尔建，成为全球第一制药巨头。这一合并不仅是为了完善辉瑞的研发管线和产品组合，最重要的是通过“税负倒置”成功避税。
17.Martin Shkreli，图灵制药前任总裁
Shkreli在成立图灵前曾是另一公司Retrophin的CEO，将一款药品的价格提高了2000%，结果被董事会扫地出门，但当时没有太引起人们关注。成立图灵后，他突然把弓形虫症药物乙胺嘧啶的药价抬高了5000%，引发一片质疑声。随后，希拉里指责这一哄抬药价的现象，使股票大跌。可以说，Shkreli无意间成为药价改革的推动者。制药行业应该从大众对哄抬物价这个现象的愤怒中做出深刻反省，改革创新药品定价机制，提高定价的透明度。
18.Jeffrey Shuren，FDA器械与放射健康中心主任
Jeffrey Shuren是促进FDA与医疗技术行业关系的领导者，Jeffrey Shuren的观点和行动为他赢得了医疗器械行业的信任和尊敬。一些创新举措，例如启动快速通道，开始卓有成效。为了推动唯一识别码系统（UDI）的运行和完善，弗里曾定下目标，到2017年，用医疗标志统计患者的电子记录数量要达到1亿。他的最终目标是把FDA器械与放射健康中心打造成为批审医疗器械的世界第一机构。
19.Simon Stevens，英国国家保健服务公司（NHS England）总裁
Simon Stevens在2014年刚上任时，公司将服务英国公共系统中的患者信息做成一个数字化系统的计划面临失败，这个系统接下来十年间的运转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面对这个棘手的大问题，他保持着让人出乎意料的淡定。他深入思考，通过集中于创新慢性远程精神养老护理和实现电子医疗记录和服务，成功获得了资金支持。他认为，下一个十年，保健的主要方式不仅仅是 “有效的药物”，还要依靠生物传感、医疗技术、新药发现、移动通讯、人工智能计算机等多领域的联合突破。史蒂文斯通过与行业里大型企业的整体合作，建立一个涵盖七个测试点项目，走出尝试的第一步。
20.Andrew Thompson，普罗透斯数字健康公司（Proteus）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对一个商人来讲，通过多年困难重重的调查研究培养科学的视野，最终成功将某个技术推广并广受好评，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并不常见。但Andrew Thompson做到了。2010年，他白手起家，成为Proteus联合创始人。现在，他仍在寻找主要合作伙伴，并期盼着公司的第一个运用药物附着技术的药品能获得批准。Proteus被视为一个稀有的特例，大众把它誉为医疗技术的独角兽。一个私人公司却拥有超过10亿的估值，可见这一附着技术对生物制药行业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21.Anne Wojcicki，23andMe联合创始人
2013年，FDA要求23andMe停止出售健康基因测试，给企业造成了不小波澜。但这没有打击到Anne Wojcicki，通过接下来两年时间的努力，她不仅让公司重回正轨，还为发展其它基因测试直销公司打下了基础。目前为止，23andMe已售出FDA获准的36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父母都携带着可遗传的特殊基因）基因测试，公司也正在致力于探索一条新的发展模式，既适用于自身基因测试直销，也能与其它企业产品建立合作。她认为，成为第一个FDA获准的直销基因测试带来了一场变革，能控制自己的健康状况、挑战自身的医疗保健系统是个能让许多人振奋的新想法。
22. Janet Woodcock，FDA药品评价与研究中心负责人
药品上市前的最后一关是各监管机构的审批，作为美国FDA药品评价与研究中心负责人，Janet Woodcock需要在各方声音中斡旋。大众批评近几年来FDA的审批越来越偏袒制药公司；行业内抱怨FDA审批速度不够快；罕见病患者希望改革审批相关药物的制度......作为在FDA工作了20多年的资深从业者，Janet Woodcock具有丰富的经验以及鲜明的办事风格，她能够采纳并评估多方意见，并灵活处理。去年FDA批准了45个新药，前年是41个，可见FDA的审批速度正在加快。未来Janet Woodcock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决定药品获批的关键因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会对生物医药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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