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可以：癌症研究学家，有着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双料博士学位，在哈佛Pier Paolo Pandolfi 实验室读博期间曾成功带领科研团队在《Nature》《Blood》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过6篇文章，之后收到ISREC（瑞士临床癌症研究中心） 的Douglas Hanahan实验室学术奖学金。2012年退学回到纽约独自创立病理组织学服务商HistoWiz。2015年，HistoWiz在MIT－CHIEF获得票选第一名，同年12月收到来自真格基金数百万美元投资，并入选投资过Dropbox和Airbnb的硅谷著名孵化器Y-Combinator，成为唯一一位入选Y-Combinator的华人女性创业者。
“我的祖父和祖母都因为癌症而病逝，祖母是因为胃癌去世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被癌症折磨的非常痛苦。”Ke（程可以）说到，“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治愈癌症。一路就这么读下来，做癌症研究也算是有十多年了，泡了十多年的实验室。”
于是，从本科到PhD，一直到博士后，她都泡在实验室里研究关于癌症。“我觉得病理组织学的发展太慢了”Ke Cheng说道。她指的不只是在样本和数据的处理上，更多的是大多数病理组织学的数据都被私有化并储存在各个实验室里。因此实验室需要投入大笔的人力和资金去处理那些样本数据，甚至很多样本数据可能已经在别的实验室里做过却无法分享。更重要的是，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数据根本没有被有效的加以利用。就好像Ke在读博期间接触过一些癌症被治愈的例子，可是至今仍没有一个中央数据库来储存和分享这些病例。
2012年，Ke从Douglas Hanahan的实验室退学，回到纽约自己创立公司。最初，她只能从朋友和家人那里筹集了一些资金，最大的一笔25000美金的投资来自她Princeton的同学。可是生物试验室的设备都很贵，她用所有筹来的钱买了一台扫描仪。“回想起来是挺吓人的” Ke Cheng笑着说道。除了那一台扫描仪，其他用于处理癌症组织的设备都是借用别的实验室的，”等到晚上别人不用的时候，我就去他们实验室处理样本，分析数据。”就这样，她白天兼职销售人员，去大学，研究院，一家一家的推销公司，晚上做技术人员，处理收到的样本。那段时间里最支持她的，是她的母亲。“我经常加班到很晚，但不管我多晚回家，我的妈妈依然会做好饭菜等我。” Ke顿了顿说道，“没有我母亲我坚持不到今天。”
“第一个月的利润只有两百美金。直到13年底的时候，我才有了第一个雇员，可是没有干多久他就辞职了。”Ke说道。而那段时间恰巧赶上客户寄来的大量的样本。为了保住公司三天就可以反馈客户数据的承诺，她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回家，独自在实验室不分昼夜的去完成所有工作。当我们去采访的时候，那张折叠床依旧还在。或许对Ke而言，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和陪伴吧。
现在的HistoWiz已经有了15名雇员，每个月的利润有8万美金且保持着良好的增长趋势。资本的注入使得HistoWiz更新了不少设备，好多工作可以自动化完成。但她并不满足于现状，Ke觉得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数据根本没有被有效的加以利用。就好像Ke在读博期间接触过一些癌症被治愈的例子，可是至今仍没有一个中央数据库来储存和分享这些病例。而且HistoWiz目前正在建立癌症病理学方面第一个可以共享数据的数据库。Ke希望通过数据库来推动科学成果的开发，类似科学界中的Github。这样一来，很多癌症研究机构就不用浪费金钱和精力去做一些重复的工作，让科研人员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工作上寻找治愈癌症的方法。
在HistoWiz的网站上，有很多类似的Demo，可以在无延迟的情况下，放大到400倍，与传统显微镜放大的倍数一模一样。更加与众不同的是，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在任何设备上查看这些图片。Ke告诉我们，这样一张图片的大小是1GB左右，但却能在所有移动设备上无延迟的放大，访问。Ke补充道，HistoWiz只负责储存和分享这些影像数据，并不占有任何影像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而今，已经有科学家们通过HistoWiz所提供的数据在Nature，Science等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
“癌症研究有点像航海，而HistoWiz所做的更像是为探险家们提供航海图。”Ke笑着说。的确，HistoWiz所能提供的病理组织学数据库增添了对癌症研究发展进步空间。HistoWiz的宗旨是“联合起来对抗癌症而不是各自为战。” 通过HistoWiz的数据库，不仅可以给诸多癌症实验室省下不少以往用于购买设备，培训技工的经费，也使得未来实现癌症研究的突破出现可能。
“我依然想治愈癌症，虽然这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Ke说道，“但是我想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治愈癌症并非不可能。” Ke认为她虽然没有继续去研究癌症，但她所做的是帮助其他研究癌症的科学家更有效的去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是一个人人都想改变世界的时代，但是浮躁是好事，因为踏实了就更容易成功，而对于改变世界，Ke依旧保持的一个科研人员的谦卑，正如她所说的：“改变世界不是少部分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