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1日，菲律宾顾氏和平奖基金会（Gusi Peace Prize Foundation）公布了2015年顾氏和平奖得主，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等19人获奖。黄洁夫为首位中国大陆获得者，他曾大力推动中国器官移植改革、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11月25日，顾氏和平奖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颁奖典礼。对此，《人民日报》11月25日13版专访因推动中国器官移植改革而获奖的肝胆外科医生黄洁夫。采访中，黄洁夫表示，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器官移植医生的中国梦，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因推动中国器官移植改革而获奖
11月25日，2015年顾氏和平奖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颁奖典礼。一位69岁的老人、著名肝胆外科医生黄洁夫，成为中国大陆首位顾氏和平奖获得者。
“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个人的，是颁给中国所有从事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工作者的。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认可。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器官移植医生的中国梦。今天，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黄洁夫说。
顾氏和平奖是联合国承认的两项国际和平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世界和平有卓越贡献的人士或组织。本届顾氏和平奖颁给黄洁夫，是因为他在中国器官移植改革方面贡献突出。
2014年12月3日，在昆明召开的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会议上，黄洁夫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这项改革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里程碑，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移植协会的高度赞誉。
由于中国今年成功地实现了由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来源的转型，2015年10月17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移植大会上，理事会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器官移植大家庭。
黄洁夫指出，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每一个公民都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GDP上，更体现在价值观上。尊重人权，尊重法治，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新高度。
“我衷心地感谢千千万万的捐献者及其亲人，是他们无私奉献的生命礼物，使我国移植事业走上了阳光大道。目前，中国正以无可争辩的伦理方式登上世界移植舞台。几年之后，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移植大国，这将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黄洁夫说。
传统观念不是器官捐献的障碍
2010年之前，我国能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和医院数量十分有限。直到今天，全国只有169家医院具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仅一两百人，能做心脏、肺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仅20多人，严重制约了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另外，那时器官的获取方式，也严重影响了移植医疗的质量，移植术后的感染率很高，我国移植医疗难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器官移植中，有很多心脏、肺是浪费掉的，因为没那么多医生会做手术。现在，器官捐献透明了，年轻医生可以学了。我希望有关部门加快医院移植服务能力建设，将具备移植资质的医院扩展到300余家，培养年轻医生四五百名，这样才能满足公众对移植医疗服务的需求。”黄洁夫说。
“过去，中国绝大部分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都很无奈。一方面，患者器官功能衰竭需要救命；另一方面，我国没有一个器官捐献的体系，需要采用死囚的器官。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大家都盼望有一个公民捐献的渠道，让移植医疗符合医学伦理，使医生能够敬畏生命，维护医学的纯洁与高尚。”黄洁夫说。
曾有不少人担心，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人不愿意器官捐献。但事实恰恰相反。自今年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截至2015年11月9日，公民捐献达5384例，捐献器官14721个。估计今年器官捐献数量包括亲体捐献在内将突破万例，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年，也是移植成功率及其他各项指标最好的一年。
黄洁夫表示，这充分证明，只要有好的管理体制，传统观念不是器官捐献的障碍。只要捐献体系是阳光、公开、透明的，大多数公民都愿意参与。他说：“按照依法治国的精神，我们不能在现阶段采取和依赖过去的渠道。所以，必须建立一个阳光的公民捐献体系，通过电脑公平公正地分配。”
器官移植改革是“自我完善”
“中国移植医生急切盼望建立一个合乎伦理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黄洁夫说。
2005年7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高层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在这次大会上，很多国家代表追问：“你们的器官是哪里来的？”黄洁夫在与各国代表交流中直面器官移植中的问题和不足，表明了中国将推进器官移植改革的决心。“这项移植改革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坚决支持。”他说。
2007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步入法治轨道。2010年，《刑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严厉打击器官买卖行为。
在一次演讲中，有人问：“中国为什么使用死囚器官？”黄洁夫说：“过去中国使用死囚器官，并不是国家法规，而是医生为了挽救垂危生命不得已的做法。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在器官移植初期，都曾经使用过死囚器官。但是，一旦建立了公民捐献体系，就取消了死囚捐献。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使用死囚器官也只是权宜之计。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由司法渠道分配器官的方法应该摒弃、应该革新，中国正处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一个国家和个人的伟大，不在于没有缺点，而在于能够发现缺点，知错即改，自我完善。”
在黄洁夫的印象中，有座雕塑名叫《自我完善》。一位少女手拿锤子，正在敲击自己的身体，因为她的下半身还未完成。这座雕塑寓意深刻，就像中国正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改革事业。虽然改革过程是艰辛的，但前景是光明的。(记者/白剑锋)
而此前11月23日，《北京青年报》也报道了对黄洁夫的访问，据称黄洁夫此次同时获两个奖项，一个是都市和平奖，一个是吴阶平医学奖。
据报道，11月18日下午，黄洁夫按国家卫计委要求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邀请北青报记者同时参加。
采访中，黄洁夫强调，过***囚器官来源也并不单是中国采用这种方法，是在为挽救病人生命，在国家无公民捐献系统下不得已的做法，不是政府的法律，是种为救人的无奈之举。其实美国的移植管理体系也仍在完善中。
“一个人、一个事业都不是完美的，一旦发现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外部的声音总比内部的更响亮，但应该以尊重事实为前提。”外国记者最后用中文说，“中国多一些官员像您这样开放与坦诚，世界就更能了解中国。”
当下的器官捐献事业还是“新生儿”
黄洁夫还称，在中国自宣布今年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后，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不降反增。截至本月17日，今年的公民器官捐献已达2297例，预计全年超过2500例。按每例可提供3个器官计算，公民身后器官捐献量一年将达到7500个左右，加上亲体捐献，今年移植数将超过1万例，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的一年，而且移植质量也大大提高。
死囚如果自愿捐献器官是否可以接收？黄洁夫引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一句话作比：“如果一个房子是由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共建的，这个房子就会垮掉。”意指当时林肯说，美国如果奴隶制与自由公民制并存，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器官捐献体系。
他很严肃地强调，“在法律制度尚未健全时去询问死囚是否可以公民身份自愿捐献，本身是一个伪命题。”美国本土也是有这个争议。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移植指导原则禁止使用死囚器官，因为死囚在监禁条件下难以表达他个人意愿，更不用说征求家人同意身后捐献了。
他认为，只有在法制十分健全条件下讨论其可能性。如果现在将公民捐献的大爱奉献与死囚器官混在一起，群众就不会信任我们的捐献体系，“如同关闭了的潘多拉魔盒，绝不能再将它打开”。
在他看来，未来任务艰巨，应该全面禁用死囚器官，隔阻腐败滋生空间。况且，公民也不愿意自己亲人的捐献与肮脏的利益链条混在一起。对移植医生而言，敬畏生命是起码的职业操守，全体移植医生都衷心拥护这项改革，光明正大从事救死扶伤事业。大家都不会同意回到以前，这是全体移植医生的决心。
黄洁夫视当下的器官捐献事业为“新生婴儿”，还十分脆弱。2015年8月，在广州举行的国际移植论坛上，黄洁夫没有采用大会安排他讲的题目“中国迈进世界移植舞台”，而是改讲“全社会努力将‘新生儿’培养健康成长”。他说，我国的器官移植与发展基金会才开始起步，人民群众的观念转变还有一个移风易俗的过程，卫生行政部门与红十字会的团结合作必须加强，2007年颁布的移植条例已不适合形势需要急需修订等等。
被问及当前最大的困难时，他坦言，作为器官捐献中两个最重要的部门，红十字会与国家卫计委的协调不顺。两部门于2014年3月1日共同组建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形同虚设，“至今都未开过一次会议”。作为主任委员，他十分无助，为此感到忧虑。
“总是部门利益、官僚主义和来自体制内执行层面的消极与无为。”黄洁夫言语中充满无奈。他希望有一个真正的问责机制，将“不做事的人请下来，让做事的人上去”。
救命器官许多都被浪费
黄洁夫也为器官移植的“一方面短缺，一方面浪费”而感到惋惜。据悉，今年器官捐献可达到2500多例，理论上说可以做2500例心脏移植，5000例肺移植，但现在中国全年仅做100多例心脏和肺移植手术，浪费了许多可以救命的器官。
黄洁夫认为，我国现已建立公民捐献体系，移植医院和医生都应该大大增加。他说，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同仁医院等都向他反映过，希望加入捐献移植之列，但他们的热情“总是撞在弹簧门上”——没有一个部门受理。
黄洁夫近来去地方调研中，许多地区的书记市长都说希望能批准地区医院参与捐献移植工作，并说可以将移植服务纳入大病救助医保中，使群众享受这种服务。但这些工作，也均无具体部门去推进。
此外，中国器官移植界多次呼吁尽快将《中国器官移植条例》上升为法律，仅他个人就曾在“两会”上提交过3次提案，但均石沉大海，无正面回应。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器官移植法规都是两三年修订一次，但我国的《中国器官移植条例》已经执行了七八年。
被问及在新的器官移植法规中最应该补充哪些条款时，黄洁夫说， 应该出台“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明确红十字会的功能与责任，应将卫计委2013年8月下发的法规补充进去。同时，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应在国务院层面领导下进行工作，去协调两个部门间合作。
他感叹自己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也时时感到力不从心，多次萌生退意。“这也是本次获了两个奖但并不能让我兴奋的原因。”
但他随后又进行补充，自己对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充满信心，相信我国的移植事业一定能为世界作出一个政治大国的贡献。
从医数十载，黄洁夫早将希波克拉底誓言（医师宣言）内化于心。他强调，如果不能让所有人公平平等享受服务，再高新的医疗技术也是没有意义的。（记者/孙静）
顾氏和平奖
顾氏和平奖基金会（Gusi Peace Prize）是由菲律宾著名政治活动家赫梅尼亚诺·哈威尔·顾氏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主要奖励在科学发现、政治文化、艺术文学、医药卫生、慈善宗教、商业经济、国际事务等领域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和谐、尊重人类生命与尊严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顾氏和平奖被认为是亚洲的诺贝尔和平奖。
自2002年起，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其候选人来自世界各地。
黄洁夫
黄洁夫，中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曾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和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医院协会会长。
备注：观察者网综合《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