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时事刊物之一，创始人是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诞生在1970年的《外交政策》杂志专门鼓励所有对美国外交政策上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引发的争论。至今，这本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总部的杂志已经成为了一个云集有深度讨论的论坛和新主张、新观念的信息来源。
近日，Foreign Policy对量化健康CEO赵柏闻进行了专访，以下译文。
6月下旬的一天，在生物技术初创公司量化健康的办公室里，公司创始人赵柏闻穿着短袖衬衫和皮质凉拖正认真地向记者讲解着玻璃墙上的一系列展图——细菌的起源。量化健康目前的主要业务是基于人体肠道微生态的检测及干预服务，希望通过运用此项分子检测技术能够进一步解开肠道微生物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奥秘。
赵柏闻说，他通常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其中包括监督科研小组进展、与潜在的投资商洽谈、审查预算、招聘等，在业余的时间他会阅读管理类的书籍。高强度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到精疲力尽，真正让他厌倦的是对他的年龄的谈论。赵柏闻今年刚满23岁，很多国际媒体放在他身上的标签是“少年天才”，或者是“神童”。在采访中赵柏闻用英语抱怨道：“当你真正去经营一家公司的时候，无论你是18岁还是80岁都没有人会去关心，市场在年龄问题上是公平的。”
不管赵柏闻是否喜欢谈论年龄，在中国传统的科学体系中，年龄确实是重要的。在过去的50年中，资历被看作是升职和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赵柏闻并不认同这一点：2009年，赵柏闻只是一名高中辍学生。6年后，在完成开创性的基因组研究项目后, 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量化健康的办公室坐落于北京南部一个普通的办公区内。整个办公室的布局充分地体现了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以及他年轻、前沿的品味。两张开放式的超大办公桌，可升降的榻榻米，所有办公区的设计都是为了鼓励员工多交流、多进行头脑风暴。靠着整面墙的大书架上有各种各样的书籍，赵柏闻已经将他自己收集的书籍全部放在了书架上。他鼓励员工将自己喜欢的书摆上书架，同时，也可以借走自己喜欢的书籍。靠窗走廊的后面是量化健康的实验室，站在这里可以透过一扇扇大玻璃浏览基因从提取到输出数据的全过程，就像食客坐在餐厅里可以看厨师如何烹饪一样。
正如对改变中国传统工作文化的渴望一样，赵柏闻也同样渴望着可以改善中国传统的医疗方式。就像公司名字的含义，量化健康想要寻找明确的测量方式去测量什么会使人健康、什么会导致疾病，例如多大量、哪种类型的肠道微生物会对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理解了这些以后再尝试用你得到的知识去改善它。“你不能简单地使用瑜伽、太极、中药去尝试治疗一些你并不理解的东西。”赵柏闻说。
毫无疑问，赵柏闻有着巨大的野心和远景，而属于他这样人才的时代也正在到来。
尽管中国科学家们成功取得例如载人航天和建设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等巨大的成功, 但是中国科学部门过去两年来一直存在着欺诈、盗窃科研成果等问题，官僚们在北京设定自上而下的优先级以及要求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些问题近年来大量地被曝光在了大众视野内: 2013年起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反腐运动已经推翻了几十个窃取政府基金的科学家、学者和官员。国际调查揭露了数以百计的虚假数据和技术剽窃以及小型产业的出版权利出售。这带给了中国科学界崭新的面貌，一些优秀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个人或企业已经跳开传统体系开始了私人研究。他们的成功更多是因为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无数刚刚展露头脚的科技公司正改变着中国社会商业运作模式、娱乐以及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例如：微信,这款由私人企业互联网巨头腾讯创造的手机APP目前已经拥有超过1亿名中国以外的用户。2014年，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完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以218亿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些公司的成功鼓舞了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将资金投放在中国股市或房地产以外的地方。2014年，中国的私募基金市场投资量达730亿美元，几乎是2013年的投资额的两倍（数据来自于普华永道）。
新的资本流正在帮助科学家们创造新的途径去实现他们的想法。中国年轻的科学家们正在设法证明旧的做事方式不再是唯一的方法。
如果像赵柏闻这样的创新者能够成功，他们的故事便能够吸引国外的人才来到中国——同样能够更好地留住国内的人才。《人民日报》在2013年发表过文章“我国顶尖人才流失数量世界首位”（据美国能源部调查, 2006年在美国取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在2011年的调查中85%仍旧留在美国）。中国科学家们得到的自由和成功越多，他们的信念也就越坚定。
赵柏闻知道他面临的阻碍，但是他看到了机会。“我们很有可能失败，但是值得一试。”赵柏闻说。
2004年，赵柏闻开始在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心地带的人大附中学习。数据显示，该校百分之85的学生考入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顶级学府。赵柏闻早已在他的班级里名列前茅。2007年，他和他的父母在北京出席一个湖南同乡聚会的晚宴时，遇到了黄三文——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CAAS)的科学家。黄三文成为了赵柏闻的导师并且为赵柏闻安排了实习，使得赵柏闻有机会参与了国际黄瓜基因组测序计划，并作为作者之一在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遗传学》上发表了研究论文。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两年实习经验让他学会了关于基因组学及生命科学的实验室技能和理论知识。“我逃了类似于政治课的课程，然后骑着我的自行车前往中科院。我愿意在那里待到晚上十点再回家。”赵柏闻说。
这段经历也向赵柏闻展示了中国国营科学机构的广阔格局。仅中国农科院就下辖了42家研究所、1个研究生院和1家出版社。并且这还只是国家支持的科学企业的一小部分：比农科院大得多的中国科学院拥有超过100家研究所、两所大学和60000名员工。
为了使中国能够拥有国际竞争力， 数十年来政府慷慨地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立这一生态系统。1978年3月在北京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时任国家领袖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中国未来成长和繁荣的关键。他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这些年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一系列雄心勃勃、用于筹集资金和确立国家优先研究领域的政府计划相继出台。
2006年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规划了这个国家未来15年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根据这份纲要，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研发支出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并且国家经济发展60%的发展成果应来自科学技术的贡献。2012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接近这些目标，达到了163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8%。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科学政策领域的专家曹聪和中国大连理工大学的孙玉涛，以购买力作为评价标准，计算出2012年美国依然是全球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但是中国紧随其后。并且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4年的一份报告，最早在2019年，中国就有可能在研究经费上超越美国。
然而，中国科学政策领域的美籍专家，同时也是少数几位得到北京方面邀请、参与包括《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在内的高级别规划制定工作的外国人士Denis Simon表示，“仅靠金钱并不能买到创新。”看一下专利权和知识产权情况：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中国为使用国外知识产权支付了210亿美元，靠自身产权使用仅收回了8.87亿美元，这意味着其知识产权在全球市场价值有限。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的小邻国们却从他们自身的发明中收益颇丰：新加坡赚取30亿美元，韩国40亿美元，日本320亿美元。美国则进账1290亿美元。曹聪表示，“中国在科学方面投入了大量金钱，但是仍未从其投资中获得可观回报。”
就像今年1月份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告诉全球领袖们的那样，当前中国领导人希望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仅仅是扩张预算即可。它使中国转变研究文化的惯例成为必要。
事实上，政府对把科学作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手段的痴迷经常适得其反。研究全球创新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Adam Segal说，“问题在于，中国的科学发展一开始就是一个相当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过程，是强化祖国的一项使命。”当政府对国防、太空、激光和超级计算机等特定优先领域以及维护官方权威过于痴迷时，创造力很难被培育出来。2010年，两位在美国学习过的、备受尊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论称，“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扼杀了创新，并且昭示给所有人，官僚和一些有权力的科学家之间的联系是至高无上的”，“要想在中国取得大量津贴，做好研究没有拍官员和他们偏爱的专家的马屁重要是公开的秘密”。
诚然，一些官方支持是重要的。“要想为真正的创新创造条件，一般意义上你会想要得到在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支持和投资。” Adam Segal表示，“但是，在选择项目，以及为没有研究界提供独立投入的项目设置激励时，你不会想要政府介入。”
现如今，中国官方的科研系统尤其不欢迎年轻的科研人员，而他们在攀登职业阶梯和获取足量项目资金上努力前行。赵柏闻说，“如果你想取得真正算数的成绩，唯一的道路就是花大量的时间从等级制度的底层爬到高层。”
这也是他决定要探索自己道路的原因。而他能够这样做，也多亏了那些在他之前的先驱者。
2007年，倍受尊敬的基因学家汪健和杨焕明，在他们50多岁时开始打包其在中国首都的办公室。他们开始着手一项新的试验：将他们共同创立的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转变为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而在当时没人能知晓，这一举动将重新定义中国科学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因为华大基因1999年即创立，它曾与国家合作密切：根据《自然》杂志，中国科学院曾为其在人类基因组工程中的贡献提供了资金支持，并为其后续工作提供补贴。2003年，由于研制出了一种让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印象深刻的SARS诊断试剂，华大基因得到了成为中国科学院下属机构的奖励。
然而，这种与中国科学院的安排被证明是限制性的。华大基因没有制定自身研究议程、内部招聘政策（包括招聘没有高学历但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以及选择外部合作单位的自由。中国科学院还限制了其机构规模，而这与华大基因充满雄心的发展计划不相符合。（目前其已拥有约5000名员工。）
之后，2007年，深圳经济特区政府为华大基因提供1280万美元，希望其将机构迁至深圳。如果华大基因取得成功，那么该城市将不仅仅返还其缴纳的税费。出于对独立性的渴望，汪健和杨焕明同意了。
某种程度上多亏了国家开发银行给出的15.8亿美元的信用额度，2010年华大基因疯狂采购了一批最先进的基因测序装置。这些装置每台价值约50万美元，能让科学家将DNA样本转化为可供分析的详细的基因图谱。得益于大量的技术装备和多数为年轻人的员工队伍，该机构能够承接大量的其他机构和院校无法承担的研究项目。
这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其2009年黄瓜基因项目上向华大基因寻求协助的原因。这家私企很快捕捉到了当时还是农科院实习生的赵柏闻身上的独特之处。赵柏闻回忆，当时他的团队要把一种蔬菜的基因信息汇总起来并传送给“一个叫华大基因的组织”，在那里“基因信息能神奇地变成数据”。
不久以后，他身上的独特之处成为了一次职业机会。在这个少年升入高中三年级前的夏天，赵柏闻的导师黄三文命运般地建议他的学生去华大基因实习。这份临时工作仅仅开始两周后，赵柏闻就变了主意：“我个人认为准备高考是浪费时间。仅仅几周，我就已经学到了很多并解决了一些问题。”——例如他编制了一套计算基因多样性的算法。
赵柏闻决定从学校退学，去华大基因全职工作。为了说服他的父亲使其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他说：“五年以后，我将能领导自己的团队或实验室。而如果我继续学业，或许我能够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或去美国留学，然后我再进入华大基因也许只能在一个高中辍学者手底下工作。”曾在华盛顿大学领导基因测序项目的汪健，长久以来崇拜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并且偏爱退学者。这将华大基因推到了关于高等学历惯例的全球性讨论的前沿。2010年3月，《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富有争议性的社论《科学家们真的需要博士学位吗》，社论讨论了华大基因的发展路径是否能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教训。“如果华大基因能获得成功，”这篇社论总结道，“那么它可能不仅为基因组学的创新方法，也为教育和人才培养找到了新模式。”
在加入华大基因的两年内，赵柏闻建立了认知基因组学实验室，并且开始设法取得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成果：在成千上万个微小的基因变异中寻找可能阐明人类智力的生物学基础的规律。这是当时世界上这类研究中最大的研究项目。“我们都相信是智力使人类可以有别于其他物种，但是这个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研究－所以我们想，难道我们不该研究一下吗？”赵柏闻说。
事实上，这个项目的设想本质上来自于华大基因给予赵柏闻空间和资源去探寻的一次心血来潮。这与国有科研机构通常的研究进程截然不同。“在任何一个官方系统内，都有大量的资源和资金。”赵柏闻解释说，“但是资金会被分配再分配，最终每个人只能拿到很小部分的资源－华大基因的模式则是集中资源于重大的成果。”
这一项重大成果并没有被忽视：《连线》杂志、《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等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智力研究项目，并激发了一场关于“人造婴儿”可能性的全球性争论。2013年，一位作者讽刺说：“几代人以内，在智力层面上跟中国人竞争，会像在电视节目里挑战莉娜·杜汉姆裸体一样简单。”但有据可查的是，中国政府发起的科学实验从未得到像华大基因认知基因组学实验室一样程度的全球媒体的关注。
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华大基因与政府是竞争或对立关系。它接受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和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并且它也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合作。“鉴于中国体制的压力，”外交关系委员会的Adam Segal表示，“一个组织很难完全与政府保持独立。”说起来，任何一家在中国内地设立数据服务器的公司都会发现很难向政府隐瞒信息。此外，2014年3月《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说，“在每一家超过50名员工的企业，共产党都要求有代表任职。每一家员工超过100名的企业必须设有党委，其党委书记直接向直辖市或省级的党组织汇报。”（这些人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中国的审查制度得以实行。任何科技私企巨头，例如百度和腾讯，都必须遵守。）
看起来，截至目前华大基因避免了与政府产生较大分歧。它也借此能够重新思考在中国成为一名科学家所需的必要条件——而赵柏闻已是新一代人中的典型代表。
在来到BGI的五年后，赵柏闻准备“毕业”了。但是他并不想偏离太远。他试图模仿已经熟悉的研究和商业模式。“（华大基因的领导们）能做到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无论科学方面还是人力方面。”赵柏闻说，“这是差别所在。”
在2014年的时候，赵柏闻成立了量化健康。“将科研成果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赵柏闻说。他将重点放到了肠道微生物测序。通过对肠道微生物的基因测序可以得到大量于慢性代谢类疾病的信息，其中包括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肌肉萎缩症，甚至是抑郁症。人体内的微生物会通过呼吸和饮食等外部环境持续地发生改变，赵柏闻说：“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让我非常着迷。”
目前，量化健康的团队在自己的实验室通过使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微生物进行分析。公司的利润将取决于它是否能成功地创建一个服务体系：收集粪便样本，为客户提供健康“快照”。赵柏闻说公司正在与一些健康相关行业机构就合作问题进行洽谈。目前，公司每个月能够接“几千个”订单。当更便宜、更大通量的测序仪面市时，公司接单能力也会大幅提升。赵柏闻说，“我相信在2050年的时候，肠道微生物检测会成为看病前的常规检测之一。”
赵柏闻的经历在中国吸引了不少媒体的注意，其中一部分归功于他在华大基因期间赢得的名气。今年6月份，中国经济网头条新闻宣称，赵柏闻将会“在研究与实业中架起桥梁”。 《中国企业家》也已详细记录了他“从年轻科学家到年轻的商人”的历程。
华大基因对赵柏闻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这也明显体现在量化健康的日常运营当中。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科研机构，量化健康有着不拘小节的氛围：员工们穿着短裤、运动鞋、连帽衫，用微信而不是通过冗长的备忘录交流想法。公司不注重发表论文或专利权，也没有清晰的职业路径。并且赵柏闻也像华大基因的汪健一样，对退学者有所偏爱：公司的首席信息官只有25岁，也没有完成其高中学业。
赵柏闻在中国科学前沿的优秀企业中找到了自我。被盛赞的华大基因39岁首席执行官王俊，7月份从公司辞职转而创立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王俊告诉《科学家》杂志记者，他认为“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现在在处理来自数以万计样本的数据方面遇到了瓶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处理大型数据，也可以为人们的健康做点事情。”
然而，创业热并不局限在华大基因体系。事实上，一些高级科研人员也开始加入进来。例如，生物学家Ji Weizhi离开了工作30年的国有系统加盟昆明科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先进的临床研究机构于2014年在《细胞》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记录了从基因层面改变猴子从而研究复杂的脑部疾病的实验。该公司也希望能成为美国研究人员在非人灵长类领域的首席供应商和制药企业。
赵柏闻和他创业者同伴们的发展轨迹，无疑被那些最终可能效仿的年轻中国科学家们密切关注。其中一员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32岁的教授陈云霁。陈云霁发明了一种改良的微信息处理芯片，它能够帮助计算机“学习”以高效率去认知物体、将文本转化为讲话以及翻译语言。他相信，唯一能使其研究成果拥有广泛、实际影响的途径，就是创立自己的公司，并且他正在考察可能的模式。
“中国的年轻人现在更加有野心了。” 陈云霁说，“我们有可以追随的英雄。”
然而，想要独立自主需要的不仅仅是欲望和进取心。科学家们需要私人资金。假如没有中国私募股权市场近期的蓬勃发展、海外风险资本家的兴趣和当地政府投资于有前景产业的意愿，10年甚至5年前，找到这些资金几乎不可能。部分增长要归功于一代人的进步：以智能手机生产商小米的雷军为典型例子的中国第一波巨头创业者们，大多在过去15年里在科技领域获取了财富并且用他们的财富创立了风投公司，从而寻找下一个巨头。
根据普华永道统计，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私募基金目标投资地，在2014年占据了私募基金地域投资的41%。（其中，高科技是最受欢迎的投资领域。）仅在2015年第一季度，投资者们就向中国创业企业豪掷65.3亿美元，同比增长173%。
华大基因已从大型风投公司处筹得了资金，其中包括红杉资本的中国分公司，它向华大基因投资了5000万美元。红杉资本以作为谷歌、苹果和贝宝的早期投资者而著名；如今其中国分支机构在国内的科技、卫生保健和基因学企业中拥有不断增多的投资组合。外国企业也加入到这场游戏当中：本部设在美国的Arch Venture Partners2011年向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华领医药投资5000万美元助其起步。今年，华领医药接受了2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所筹资金用于研究针对糖尿病的新治疗手段。
同时，许多区级和市级政府希望吸引新的企业，从而实现以高科技服务业取代重污染功业和低回报产业的目标。所以它们提供了补贴和其他商业友好型福利措施。深圳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它是华大基因、腾讯和新晋廉价手机制造商一加科技的所在地。另外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是成都，其正试图成为中国中西部云计算的中心；它向软件公司和相关企业提供财政激励，从而吸引它们到天府新区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落户。
就公司本身而言，量化健康依靠赵柏闻个人资本起步，这在科技世界是一个寻常的创业故事。但是公司当前的运营，包括其北京办公地的建造，是由一位“天使客户”——一家专注于终身糖尿病治疗的健康管理公司支持的，后者为量化健康预付了160万美元（该公司要求匿名处理）。赵柏闻说，一年半前他在北京的一次社交晚宴上偶然遇到了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是赵柏闻知道这份草签合同不足以维持量化健康的长远发展，因此他现在正在与10位甚至更多的潜在投资人包括风投资本家接触。（赵柏闻说，说服他人投资自己公司的挑战之一就是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微生物组。）
最终，新创企业必须依靠自身盈利来支持未来运营，这就要求实现研究与商业的平衡。华大基因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其测序服务来为其发表的研究提供经费。量化健康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即通过提供微生物组群分析服务。但是诺丁汉大学的中国科学领域专家曹聪认为，“半公司、半研究机构”路径有固有的风险性。“整合这两种角色很难。同时扮演科学家和企业主管角色的人们可能会让角色彼此妥协。”他说。这一点在顶尖科技世界里也是问题：谷歌很明显顺从了股东们的顾虑，将其主要的盈利产生点从其研究分离，其中包括了人类寿命和无人驾驶等项目。最近这些商业冒险被重组变成了一个名为Alphabet的新型控股公司。对于赵柏闻来说，他从未怀疑过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能力，但是商业方面仍在学习中：“在我开始创业时我以为我是一个好老板，但是一年以后，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才是好老板。”
眼下，赵柏闻并没有改变量化健康管理架构的计划。毕竟，这还是一家新创公司。但是他也意识到随着公司的成长，他将不得不有所改变。“每一件事都有挑战性——资金、人事、商业模式和无法预测的政策变动，任何一项都可能摧毁我的公司。”他说（中国声名狼藉的IP盗用和日益增长的对数据窃听的担忧等问题也存在着），“但是这些挑战也让一切更有趣。”
赵柏闻和他叛逆的同伴们或许永远无法撼动中国迟缓的科研系统，但是他们照亮了一条通往成功的更精英的道路，这或许能改变系统。赵柏闻曾经的导师黄三文近期在深圳建立了一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分支机构，致力于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同华大基因和赵柏闻公司类似的研究文化。在参观黄三文的新办公室的过程中，赵柏闻说他注意到“很多人充满雄心地在做（无论是规模还是实际意义上的）大科学”，同时他们还有当初吸引他到华大基因工作的激情。“人们之所以在那里工作是因为他们在做的事情，”他说明到，“而不是为了职位、头衔或利益。”
同时，野心勃勃的初创企业们正在为中国科学实现新的全球覆盖水平创造机遇。举例来说，华大基因已经在美国开设了基因测序分支机构。而赵柏闻也希望量化健康和类似公司能够激励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们回到祖国；他也已经雇用了曾在美国和德国学习或工作过的员工。
赵柏闻和他的同辈们想要撼动中国科研文化的热情态度，能够被归结为其简单的商业管理哲学。“当你看到两种选择时，事实上你拥有三种选择。”在明亮的办公室里，赵柏闻坐在一张红色的懒人沙发上说到，“第三种就是等着看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几乎总是坏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