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海归之后最大的痛苦,是中国的人际关系

2015-10-16 06:00 · angus

2011年8月22日,《新京报》刊发《饶毅:落选院士并非学术原因》,这是8岁的《新京报》和49岁的饶毅第一次相遇。自此,《新京报》见证了饶毅生命里重要的节点事件:2011年落选院士,2013年卸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赛先生》……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饶毅


饶毅,著名海归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参与中国科研体制改革20年,多次撰文抨击中国科研体制和科研文化,被称为“温和的改革派”、“批评性的建设者”。

十一假期的午后,燕园的阳光不错。一年前,饶毅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搬到了校园东南角的一栋楼里。这一次办公室和实验室终于集中起来了。每天早上起床,他再也不用纠结,到底是去办公室,还是去实验室。

饶毅新办公室北面的墙边,倚着一个大书柜,门是透明玻璃的,里面塞满了英文大部头。饶毅穿着红毛衣,靠在书柜玻璃门前的椅子上。他现在的生活,除了到北大授课,指导学生实验,参加学术讨论,就是为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撰文选稿。

说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眼睛亮了起来。

“这是我坚持了42年的事情。”饶毅说,创办《知识分子》,和他小学四年级时,和小伙伴一起办墙报一脉相承。因为,都是和一群人,做好玩、有意义的事情。


饶毅和小学一起办墙报的同学

8年前,饶毅和施一公先后回国到北大和清华任教,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随后,在北大生科院院长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撰文抨击科研体制和文化、2011年落选院士,都一度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饶毅说,他坚持做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永远是动态的。“这样的目标才有趣。”他说,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呼吁,或者身体力行。

分享知识是好玩、有意义的事

10月5日下午5点30分,诺奖委员会传来捷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饶毅的晚饭时间被密集的电话打断,他停下晚饭,开始为他主编的微信公号《知识分子》撰稿。

文章是旧文,是2011年饶毅与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屠呦呦和张亭栋从中药中发现化学分子的成就。在公号推送文章的按语中,他连发了六个反问,希望大家反思中国科学界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体制,在浪费钱,还是能够出现更多的重要工作?我们的文化,是在压制人,还是能够支持更多的屠呦呦、张亭栋?我国科技界由无德、无才、无能主导的现象,是否应该得到改变……

文章当天的阅读量超过了50万。

作为一个刚刚上线一个多月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成绩让他很满意。

与此前和鲁白、谢宇创办的《赛先生》相似,《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线后,饶毅除了撰写科普文章,偶尔也写影评。对于传播科学知识,饶毅和编辑们近乎狂热——公众号每天只能推送一次,一天晚上23点,编辑部刚刚推送文章后,凌晨刚过又迫不及待推送了新的一期。

每天早上醒来,饶毅看到好玩的科学研究成果,或者不错的文章,都会发给编辑部,让编辑找时间在公号上推送。在他看来,每一次分享,都是在和公号背后数目庞大的订阅者“共享人类的知识、共析现代的思想、共建智趣的中国”。

漩涡中的改革

时间回到八年前,45岁的饶毅刚刚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呼吁了多年的中国科研教育体制改革,这一次,终于找到了支点。

甫一上台,关于学院机制体制、改变院内学术风气的政策迅速铺开:教授预聘制,2007年以后,新晋科研人员的起步职称只能是助理教授,十年内两次通过国际同行评审才能晋升;实验室交接制,一改原有的“大教授培养小教授”制度,“老教授”退休后,PI(实验室负责人)不能由原有的副教授自动接管,而要全球海选;学生课程改革,本科生革新授课方式,研究生实行轮转制……

“改革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饶毅兴奋地说。

比如学生们学习的动力更足了。饶毅说,他从学生中感受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就连中秋节,学生们也要拉着他去学术讨论。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几年生科院培养出的学生,出国的人数更多了,“可见学生和国际更接轨了。”

多位受访的北大生科院老师也向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表示,确实感受到了改革带给学院的活力。一位老师举例,饶毅改革中建立的公共仪器中心,改变了以前实验器材被一些老师独占、成为私有财产的状况,“器材的利用率提高了很多”。

但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学院内部,支持的声音有多少,反对和怀疑的声音,就有多少。

2008年,当饶毅提出要关闭一个木本植物发育生物学实验室时,立刻遭到该实验室负责人、一位退休教授的反对。这位老教授在网上发帖,希望饶毅“刀下留人,不要将基础科学赶尽杀绝。”

饶毅在博客上做出了回应:PI(实验室负责人)的决定权在学校,不是在个人,而且每个PI都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


2008年周光召生日,饶毅和周光召夫妇

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实验室最终关闭,人员得到妥善安排。但这位老教授却永久地站在了对立面。北大生科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个事情恰好反映了学院内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无法融合的现实。

但生科院的一些老师,还是敬佩饶毅当年推动改革的勇气和魄力。“他的改革很有成效,可惜北大是一个老学校,里面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还有一些想法很好,但被困于中国特色。”一位老师评价。

2013年9月,饶毅正式卸任。一次午饭,生科院的一位老师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当院长。饶毅想都没想就回:“你见过哪个院长,做出杰出成就的?”

其实此前,饶毅已经多次表达过卸任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卸任院长职务,才能知道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体制机制,才算真正完成改革。如同他在2003年时,把主持了三年的bio2000课程,交给其他老师主持一样。“不同的老师,才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

“四十几岁学吹打”

饶毅觉得,比起老教授的“明枪”,让他更苦恼的是“暗箭”。

“我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中国的人际关系。”至今为止他都觉得,回国后的前两年,面对内忧外患,是他最苦闷的时期。

比如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某些项目评审中有倾向性,刻意为难他的项目。

比如原来关系要好的朋友,在他当院长之后,莫名其妙地开始疏远他。

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拼凑起了饶毅最苦闷的两年。国内的同龄人已经浸润在这种文化里,对所有的恶意都做好了准备,而他离开中国22年再回来,要重新交学费,是“四十几岁学吹打”。

那时候,饶毅大多数朋友都在美国,儿子年纪还小。“不知道要跟谁说,因为难以确定谁值得信任。”他担心,如果向别人倾诉,万一被说出去,可能会让事情更加恶化。


2001年,饶毅和儿子在郊外骑自行车

彼时,同是改革合作伙伴的施一公,是他的主要倾诉对象。对施一公来说,那也是他们抱团取暖的时光。

一次,施一公发短信给饶毅,倾诉他的挫折和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信:“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没等回信,饶毅又来了第二条短信,“如果要撤,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

后来,施一公说,他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撤。与好朋友共同进退,互相倾诉,就是苦闷最好的排解方式。

鲁白和梅林,是大洋彼岸的支持者。“每天要接到饶毅的三四封邮件,一个礼拜打好几次电话,有吐槽,但更多是苦水。”鲁白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他能做的只是安慰,让饶毅坚持。

饶毅觉得,自己具有过滤负面情绪的特殊功能。“时间一长,什么都忘了。”多年前的苦闷,当时化成苦笑,最后都不记得了。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成功就是从失败到失败,也依然保持热情’,对我来说,是‘高兴就是从痛苦到痛苦,也依然保持热情’”。他说。

这段时光,反向激励了鲁白。看多了饶毅的倾诉,还在美国的鲁白觉得“回国遇到的困难也不过如此嘛”。2009年,鲁白也回国,出任一家跨国公司中国区研发部副总裁。

做一个有趣的人

卸任之后,饶毅觉得生活更加纯粹了。最喜欢的科研和教学重新回归,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偶尔他还会想起,网友曾把他叫做“科学界的鲁迅”。因为2004年和2010年,他在《自然》增刊和《科学》与人合作撰文抨击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犀利直白的言辞,让人印象深刻。

时过境迁,饶毅觉得,“批判性的建设者”这样的标签也已不再适合他。现在,他更希望做一个有趣的人。

在学生和朋友眼里,他早已经是“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

饶毅的一位学生回忆,一次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年会上,大家都在认真听报告,突然发现前排有水滴下来。大家都以为是房顶漏水了,最后才发现是饶毅悄悄把水洒到了空中。

另一次,是他和施一公一家去京郊一个度假村。碰巧,度假村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还没和施一公聊几句,饶毅就跑到婚礼现场与人交谈了。施一公还有些纳闷,以为饶毅碰到熟人了。不一会儿,饶毅灰溜溜地回来了,说他假装新娘的舅舅进去,结果被新娘家人发现了。

再比如,当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普通人连名字都听不懂的项目时,他研究的是果蝇打架和小白鼠的性取向问题。饶毅的一位学生说,饶毅在科研方面的兴趣很广泛,很喜欢有趣的研究。

北大生科院不少学生还记得,2009年元旦晚会上,饶毅和学生一起表演相声《讨饶》的段子。学生问:“你和施一公写中国科学教育应该改革的文章,赚了多少稿费?”饶毅回:“他们经常忘记给我稿费。”

忘给稿费当然是一句玩笑,但写文章的初心——推动科研教育体制改革,饶毅从未忘记。短暂的沉默可能只是缺少时机。

鲁白说,饶毅永远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推动相应的改革。比如,2011年,饶毅落选院士,立刻撰文声明以后不再参加中科院院士评选,本意是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家的评价方式上来。“他不在意这个声明可能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是无私无畏的。”

屠呦呦获诺奖或许就是这样的时机。

从10月5号开始,在《知识分子》上,饶毅每天都编发有关屠呦呦的文章,每一篇都不忘反思中国科研体制。在这个时刻,他一直坚持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新京报记者 张维 编辑 胡杰 主图摄影 侯少卿

饶毅和新京报的12年

2011年8月22日,《新京报》刊发《饶毅:落选院士并非学术原因》,这是8岁的《新京报》和49岁的饶毅第一次相遇。

自此,《新京报》见证了饶毅生命里重要的节点事件:2011年落选院士,2013年卸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赛先生》……

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饶毅:做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动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这些目标永远都是动态的,没有终点的。动态的目标才有趣。

以后要和这些人一起继续做下去。这些年的效果是很明显的,科研和教学的成果都提高了。希望我们的改革可以影响到其他地方。

新京报:在你的生命里,有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持的?

饶毅:比如从小学办墙报到创办微信公号《知识分子》。比如推动中国科研教育体制改革。

新京报:坚持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痛苦呢?

饶毅:如我前面说的,交一群朋友,做好玩、有意义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价值。我碰到的痛苦,都是中国的人际关系,直到现在都是。

新京报:你的座右铭或者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饶毅:我思,我试,我乐。想些事情,具体去做,之后不管什么结果,都高兴。

新京报: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饶毅:在中国,不能太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我这个人很乐观,所以我经常轻信人,我注意到自己做事的方法可能有问题。经历了很多,因为太轻信别人,所以别人背后捅你一刀的时候会很难过。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最奢侈的是什么?

饶毅:我的主业(做科学研究)是可以让自己高兴的事情。我的工作让我可以不以时间和精力去拼事业。

新京报: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饶毅:可靠,有趣,有意义。可靠就是可信任;谈吐、见解或者职业里面至少要有一项有趣;有意义就是他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赚很多钱是没有意义的,但赚钱教了孩子或者解决了农民的生产问题,这才叫有意义。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目前的心境?

饶毅: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