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愿
2011年，我搬了一次家，工作和生活渐入正轨，想要个孩子了。那一年起，我才开始了解到某个圈子里的流行语——“30岁前不想要，30岁后要不到。”那一年，我29岁。
我拿到了上海市卫计委2014年12月公布的一组数据，关于2012年上海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那一年，上海有418万已婚育龄妇女，按照不孕症发生率10%左右来推算，这座城市应该有40万左右的家庭可能会受到不孕不育的困扰，而如果考虑到其中10％-20%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推算，应该有4-8万对夫妻对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有潜在需求。那一年，这座城市进行了26346次取卵手术（取卵周期）和26029次移植手术（移植周期），以及3549例夫精人工授精手术和3684次捐精人工授精。就在那一年，备孕12个月无果后，符合了WHO不孕症的定义条件，带着自己手绘的基础体温曲线，我和先生决定去医院看看。
医院看了几个，当然，主要原因在我：意志不坚定，没有耐心。第一家医院，医生看过我的病史、基础体温和激素六项，很认真地问我：“你很着急要孩子？”我认真点头。她笑了，“那好办，促排。”我落荒而逃。第二家医院，医生决定给我做个输卵管通液检查，而我刚刚在门口看到一个难受得弓起身子的脸色蜡黄的姑娘，那是通液检查。我又逃了。第三家医院，终于把所有的检查做完，结果显示，男女双方一切都“在正常范围”，然而，不孕症中约有10%是原因不明的。我的故事结束于2013年年中，第三家医院的医生决定为我做一个宫腔镜，刮除子宫内膜上的小肌瘤，创造更好的着床环境。宫腔镜后的第二个月，我怀孕了。15天后，当我拿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的报告去看我的医生时，她松了口气，“你可算如愿了。”
奔 波
讲述上面的故事时，我隐去了很多东西。
2008年2月23日，北京，我国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前排右）和为她接生的我国“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教授合影
比如，整整两年间，我必须小心地避开任何紧急或是重要的工作，因为不孕症的治疗需要根据生理时间决定诊疗日期，你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去医院的日子何时会到来。在医院走廊上，我曾见到几个就诊者很热闹地讨论，如何平衡工作和就诊？讨论变成了诉苦会，除了辞职，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直到有个人说：“我领导在做试管，我们还经常交流经验……”后来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很多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女性都有辞去工作专职备孕的经历。
再比如，进行宫腔镜的全部费用只能自己负担，因为这是“计划生育相关”。在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与计划生育相关的费用不属于医保范畴，而是由生育保险覆盖，后者一般包括“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内，因为妊娠、生育或是终止妊娠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如果你不怀孕，就无权享受生育保险。
还有，每次候诊，我早上7点不到赶到医院，却只能抢到我那个并不特别热门的医生的上午倒数5个号以内，这就意味着，我需要等一个上午，如果有检测项目，通常还要等到下午的检测报告出来，几乎需要跟着下班的人流回家。于是，在早上8点就诊开始前，我问了等在最热门医生诊室门口的一个姑娘的妈妈：这医生的号，我觊觎半年了，从来没挂到过，你们是怎样挂到的？对方打量了一下我，绽开一个亲切的笑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姑娘，我们4点半就来排队了。”
所有这些，促使我决定去写这篇文章，我希望这类文章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生殖健康教育的不足，而这些不足，正导致着大量中国女性在避孕、人工流产以及年龄与生殖力关系方面的认识缺失。当然，对不孕症，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慌，也不是故意视而不见，我们要学会去正视它，了解它，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去应对。
就 诊 者
在采访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了一些现代化与少子化的关系，也知道一部分社会学者的结论：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两者的关系来看，中国正在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趋势。于是，在这次采访之初，我本来希望可以拿到大量与中国的不孕症相关的数据，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都是缺失的。比如，我想知道中国不孕症的病因分析，没有；全国性的与年龄和病因相关的胚胎移植成功率，没有；全国性的与年龄相关的不孕症发生率，没有；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不孕症发生率，与职业相关的，与城乡相关的，没有……
多数由医生介绍而接受采访的不孕症就诊者是大城市里的精英白领。一个金融行业的女白领告诉我，她曾经在不孕门诊前排队等待医生时遇见了她的前同事，那也是一个金融行业的精英女性。不过，这样的数据也许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就诊者对不孕症的接受程度更高，可以向外人提起自己的病。如果是一个农村的就诊者，“有人因为没有孩子，不敢回老家，一直在外面打工赚钱、治疗，再赚钱，再来医院……也有人是卖了农村的房子来做试管，听说失败之后嚎啕大哭，甚至当场晕厥过去。”一位生殖医生这样告诉我。
我去了某医院旁边的一个“备孕妈妈小屋”，一张床一天60块，极老的房子，一室，室里放3张床，阳台上再放个大的，大家都没有柜子，行李放在床下。小屋里有4位备孕姑娘。主人N来自宁波的某小县城，辞了工作来上海“做试管”；最年轻的姑娘小M卵巢早衰，在郑州被“判了死刑”，来到上海；另外两个姑娘来自安徽，胖胖的L是不明原因，而H是双侧输卵管堵塞，来上海做成功几率大。根据上海市卫计委的数据，上海市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就诊者中，非沪籍就诊者大约有58%，比例最高的医院中，非沪籍就诊者可以占到76%。
不孕症是病吗？至少我们的医保不认为它是。生殖医院的官方资料中也大多非常小心地不提“病人”、“患者”，多数时候，来这里的人被称作“就诊者”。以采访者而非就诊者的身份去接触这些医院的专家们，我得以一点点梳理“不孕症”这3个字背后的含义——生殖健康教育、医疗资源的不足与分级诊疗的缺失，以及医保的缺位。
有专家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据解释，主要是因为媒体的某些报道所引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令他们不再信任媒体；也有专家很认真地回复我，“目前关于辅助生殖的报道大多集中于代孕、供卵方面，主要是博人眼球，真正思考我国辅助生殖的宏观政策的文章没有”，他希望“通过媒体引起全社会对不孕症的关注，对我国辅助生殖管理政策的关注，让我国广大的不孕症患者看病不再那么难”。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位医生我没能采访到。
矛 盾
生育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一个家庭的隐私；另一方面，它又关乎一个社会的未来。而在中国，生育潮与不孕症的共存，让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两者以某种几乎荒谬却不失合乎逻辑的方式，矛盾却又和谐地共存于这个国家。我们无法放任前者，就像我们不能忽视后者。而除此外，这问题还涉及伦理和法规，以及在一个有性别选择嫌疑的文化下，在一个“只要有空子就去钻”的社会中，放与收之间的尺度把握。
印度古吉拉特邦安纳德，医生正在为一名代孕母亲检查身体。商业代孕在很多国家是非法的，这给印度提供了一个利用代孕促进医疗旅游业发展的机会。每年印度这一行业的产值约为23亿美元
我问我的受访者：你们有没有想过收养？大部分人都告诉我：没有。“中国人嘛，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只有两对夫妻例外。其中之一，甚至曾接到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一对都不到20岁的‘小孩’生了个男孩，准备把孩子抱给别人养”，然而，家庭会议后，两人没有收养那个孩子，“毕竟是男孩，怕对方将来反悔。”这对夫妻后来取卵数次，有了自己的孩子。另一对夫妻，甚至去了孤儿院，了解后发现，收养手续比想象中繁琐多了，最终，他们努力数年，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家海外试管中介公司的医疗助理告诉我，其实大部分肯接受捐卵试管的妈妈是二婚，她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靠捐卵怀孕只是为了了结丈夫的一个心愿。她说：只要有可能，一个女人，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曾有失独者与这家医疗机构联系，咨询过费用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我看到一个靠代孕才拥有了自己孩子的妈妈在微博上贴了纪伯伦的话：“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我给她打了电话。这位妈妈的故事很简单，高龄，卵巢早衰，38岁那年，在中国最好的医院，一位全国知名的生殖科医生告诉她，“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有些女人就是没法拥有自己孩子的。”她不死心，去了日本，8个周期的促排，积攒下10个可用的受精卵，然后移植，失败，再移植，还是失败，移植到还剩下4个胚胎时，她怕了：胚胎的打分很好，是不是自己子宫有问题？她托人联系了美国的一个代孕机构，考察，各种文件签署，各种交涉，对象有律师、对方公司的工作人员、代母……胚胎被从日本邮寄到美国，其中的两个被选出来，植入代母的子宫——那是个已经生过3个孩子的墨西哥裔女人，婆婆跟她住在一个街区，她怀孕时，婆婆可以帮她照顾孩子。然后是等待，32周，孩子出生，一男一女，两个宝宝大约花了百万。这位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当我问到，会不会觉得试管或是代孕侵犯上帝的尊严？她说，不会呀，孩子们不都是上帝带来的吗？
超 负 荷
上世纪90年代，当赵伟鹏游说美国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所，希望在中国成立一家中美合资的辅助生殖医院时，美方有人很不能理解——作为一个“控制生育”的国家，在中国，帮人生孩子的医疗手段会有发展的空间吗？不过，时间很快够证明，在这个比西方更看重血缘和传承的东方国家，建立这家名叫集爱的专业诊治遗传与不育的专科医院是多么富有前瞻性。
1978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出现，无异于人类应对不孕的核武器。在中国，虽然在1988年就有了第一例试管婴儿，但在集爱之前，试管婴儿技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研究性技术而非实用技术存在于这个国家。1998年9月，集爱在中国上海正式接收就诊者，这是中国第一家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一种成熟治疗手段使用的医院——在不孕症患者中，大约有10%-20%的人需要求助于试管婴儿、人工授精这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据说，最初，集爱的候诊室有舒适的沙发与空旷的候诊大厅，与当时始终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相比，简直异数。不过，17年后，当我在一个细雨的周一早上8点半到达候诊大厅时，那里挤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运时期的火车站。2011年，有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到这里来采访过一个医生，并配以细致的说明——“他一天要看40个病人”。而就在我去集爱的那几天，我知道，“有的医生一天几乎看了92个病人”，以至于，赵伟鹏——那位集爱的创院院长说，“这不行的，这个是超负荷的事情，坚持不了多久。”
候 诊
今天的中国，不孕不育科几乎是医院里最繁忙的科室之一。在北京，2010年就有媒体报道，单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单日门诊量经常超过1500例，平均就有一千多例，每天的辅助生殖手术大概在三十例以上。在那里的不孕症群中流传着一个冷笑话：“北京的生殖中心人太多，队排得老长，排着排着都怀孕了。”而谈到2012年新成立的上海曙光医院东院生殖医学中心，中心主任、从新加坡归国的生殖科医生童国庆认为，这种发展几乎超出他的预期，“按国际上的一般惯例，一个新成立的生殖医学中心，第一年大约能做到100例左右的试管婴儿治疗，第二年200例，第三年500例。而曙光的第一年做了900例，第二年1600例，第三年过半，已经做了一千多例。”
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是上海人最多也是人气最旺的辅助生殖医院，在备孕群中，这里以擅长应对高龄不孕、卵巢功能低下和反复移植失败而著称。早上6点26分，有人挂到了生殖门诊的第180号——2013年，那家拥有6位主任医生的生殖中心的日门诊数就已经突破了800，整个科室也从原来的半层楼扩展到了几近3层楼。我问一个正在排队的中年男人，每天开始挂号的时间？回答说：“不知道，可能是早上4点半吧。”
不用问路，随着人流，绕过从血检窗口排到走廊还转了个弯的血检队伍——这队伍，不消说，大部分是生殖门诊的病人——挤进一个小小的电梯间，电梯缓缓上行，有人在互相问候，“小李，今天又值班呀？”那个被称作小李的人高马大的保安赶紧低头跟对方打个招呼，“大姐早，今天是来取卵，还是移植？”
从7楼的电梯一出来，同样是排着长队的人，队伍从走廊中间的护士台那里排出来，贴着楼道的一端，在电梯那儿拐了个拖泥带水的弯，拉出几个尾巴。护士台里贴着用来维持秩序的招贴画，画面上有眼睛清澈的孩子的质问：“未来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是在为我插队吗？”另一侧的初诊登记处，有详细的建档注意事项、二胎生育证明样本——目前，大部分生殖门诊的就诊者还是以一胎为主，但二胎的夫妇人数正在增加。
两侧的尽头和中间的诊厅分布着主要诊室，大多挂着“男士免入”的牌子。楼道临窗的走廊密排着座椅，算候诊厅，对着窗的一侧排着几个小门，门上分别挂着“男厕所”、“女厕所”、“男科诊室”或是“取精室”的牌子。与上厕所类似，男人们不怎么需要排队，而且很快就从诊室里出来了，而女人们一直在等，在走廊的座椅上等，在诊室的门口等。不过，一旦进了诊室，往往也能比较快就出来。
候诊是一段漫长而无聊的时光，电子屏上显示着滚动的通知，楼道里响着“***号***请到N诊室候诊”的广播，被叫到号码的人，去到诊室的门口继续排队。医生看诊时，诊室们通常开着，门的一侧有屏风，屏风后面是检查床。因为就诊者太多，这类诊所的安排通常非常紧凑，一个就诊者尚未离开，下一个已经在门内等着了。
人工辅助生殖
做试管的流程说来很简单。以不同的药物方案去促排，意思是，让卵子长得更多或是更好；用一根跟注射针差不多大小的针管把卵子从女性体内吸出来；然后是让精卵在培养皿里受精。对不够健康的精子，目前还有帮助精子进入卵子中的二代试管技术。3天后，医生会与接受试管治疗的夫妇面谈，告知受精卵发育情况，确定下一步方案，寻找合适时机把受精卵植入女方的子宫。影响试管成功率的因素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卵子质量，而这质量又主要关乎年龄。统计数据显示，鲜胚胎移植周期活产率会随年龄急剧下降——35岁以下是39.6%，35-37岁降至30.5%，38-40岁为20.9%，41-42岁为11.5%，到了43-44岁，这个几率大约只有5.4%。
侯诊厅里，我听到有人在安慰身边的“姐妹”，“你这么年轻怕什么，我有次去看医生，前面是个年轻姑娘，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跟她讲：你怕什么，88年又不是68年。等我的病历递上去，那医生赶紧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说错了，68年也不怕，又不是58年……”
那是个下午，说话的是S，她是这里的“老就诊者”了。S坐在一个离电子屏不近却可以清晰看到通知的位置，不慌不忙拆着手里的一件青灰色高领毛衣。因为年龄，以及标示卵巢功能的各项指标太差，她是被很多生育诊所拒诊的病人——为了防止拉低诊所的妊娠成功率，并防止医患纠纷，辅助生殖诊所的医生们往往会婉拒他们认为“成功率不大”的患者。不过，她乐观，热心，会提醒“新人”，“激素六项那种的检查，去妇科开单子，可以走医保，做试管花钱的地方太多，能省点算点。”S爽朗，爱笑，笑起来眼角是密布的鱼尾纹。
Y是那天我遇到的另一个高龄就诊者，安徽农村人，面色姜黄，一双手骨节突出，粗糙，花白的头发却扎得整齐，不蓬不乱，衣服也分外干净。Y是生过孩子的人，然而，“孩子没了。”那天，Y不停地向熟识的姐妹絮叨自己的纠结，“这次是取呢还是不取呢？”B超的结果显示，她只有一个优势卵泡，一次取卵手术要6000块钱。6000块只取一个卵子，Y觉得真贵。为了就诊，她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个试管妈妈小屋里，一个床位60块，“特别干净。”3天后，该是Y来取卵的日子了。早上7点半，取卵的队伍里，我看到了Y，她在第一批。“这么大年纪，长个卵子不容易，”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她已经存了3个胚胎，加上新取的，有4个，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年龄，都支撑不起下一次促排、取卵了。
就在3天前，S一边整理着一下午拆的两个比拳头略大的青灰色毛线球，一边跟旁边的人说：“只要医生不赶我走，我就继续做。”
发 病 率
仿佛一夜之间，生殖门诊变得人满为患，是因为不孕症发病率在增加吗？主因应该并非如此，彭献东这样回答我。彭是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医生，是中国最早进入辅助生殖领域的那批医生之中的一个。他告诉我：现在觉得医院里不孕症的病人特别多，可能是因为现在他们来医院了。“从前这样的人一般不去医院，他们或者看中医，或者领养个小孩完了。”
不过，医生们也都不否认，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污染、肥胖、工作压力等等，生殖能力衰退是全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种衰退的表现之一是精子质量的衰退。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台的第一版精液分析标准中规定，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数目的正常值是6000万；在2000年的第四版精液分析标准中，只需要2000万每毫升的浓度，就可算正常了；再过10年，2010年的第五版精液分析标准中，正常标准又被下调到了1500万。
对这种衰退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的生育年龄。2013年，《柳叶刀》杂志在一期关于“生育力”的专题中特意提到，英格兰的初胎生育平均年龄第一次超过了30岁。在中国，这个趋势同样明显。1960年代，我们祖父祖母的年轻时候，平均初育年龄是22.02岁；到了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平均初育年龄为24.44岁，而到了我们该生育的时候，根据一份2012年的调查报告，中国女性第一次怀孕及第一胎生育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29岁。作为注脚的数据还包括，1999年，北京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6.67岁，同年，上海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7.9周岁，而香港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是29.8周岁。
上世纪，世界卫生组织曾预测，不孕症将会成为21世纪的第三大疾病，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事实上，在日本这种不孕症大国，差不多每6个宝宝中就有一个是利用过人工辅助生育手段才得以出生；而在美国，每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怀孕或者保持妊娠问题。美国大约有740万女性一生中曾接受过不孕服务，不过，在美国接受如IVF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症病例低于3%，大约有85%-90%的不孕症是用手术或者药物进行治疗的。
世界卫生组织对不孕症的关注，几乎与它对“避孕”的关注始于同一时期。官网上，WHO对不孕症有两个定义：临床上，“一对夫妻进行规律的无保护性生活达到一年时间，而没有怀孕”，便可被诊断为不孕症；从人口学角度看，不避孕，非哺乳期，有生育意愿，5年，却没有怀孕，被定义作不孕。WHO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4850万对想要孩子的育龄夫妇无法在5年内如愿，其中1920万对夫妇不能拥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2930万对夫妇无法再要一个孩子（后者的数据不包含中国）。”
中国的不孕症发生率如何？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1976-1985年全国总的不孕率为6.89％。今天呢？2010年，有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上海地区的不孕症发生率在9.3%左右。2011年协和医学院的一份博士毕业论文中，那位医学博士通过对安徽、河南、四川3省6县市的抽样调查，得到了一个结论，平均的不孕发生率为7.4%，而大于30岁结婚的人群中，不孕症发生率为12.5%。2012年的一篇新华社报道中，同样提到了12.5％，不过，那篇报道只是模糊地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对全国的情况，接受我们采访的医生大多认为，这个数字大概会在10%左右。
人们猜测，中国的不孕症发生率应该不会显著高于或低于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值。2010年，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和瑞士的默克雪兰诺公司共同启动过一场全中国范围内的不孕不育流行病学调查。不过，调查的结果如何，却始终是个谜，默克雪兰诺公司也婉拒了本刊的采访邀约。
几 率
正常情况下，有规律性生活的夫妻，一年下来，怀孕的几率是87%；连续两年，这个几率会上升至94%；而连续三年，这个几率几乎不会有太大变化。
人类精子库的工作人员从精子储存罐里取出储存精子的容器。志愿者捐献的精液存放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近些年，不孕不育患者逐渐增多，合格精子的捐献者越来越少
在美国，2002年，畅销书作家西尔维亚•安•休利特写了一本名叫《造人》的书。书中，她建议女性应趁年轻及早生育，否则就会面临不孕不育的风险——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美国女性高管没有孩子。休利特的书在西方国家引起了一股“生育恐慌”，这风潮甚至让很多大学研究生院里二十几岁的女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安排。2013年，另一位畅销书作家简•图志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讲述了自己从35岁开始陆续生了3个孩子的经历。最后一个孩子出生时，图志已经40岁了，她认为：事情没那么可怕，我们对高龄不孕过分恐慌了。
图志文章的数据大多来自她的一本书，《没耐心女性怀孕指南》中的一章。那是一本教女人如何掌握最佳受孕时机、增加怀孕几率的书，换句话说，那是一本用来应对不孕的“生人指南”，那本书也成了畅销书。在书里，图志问：你的母亲并不懂基础体温与排卵试纸，不知道什么叫排卵期，更不知道受精卵如何发育，你还是出生了，为什么你想要个孩子，会那么难？“你是个没耐心的女人，遗憾的是，现代女性多数如此。”她们计划自己的学业、家庭，她们希望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怀孕，这是件充斥着几率、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事情。
下丘脑发脉冲信号给垂体，垂体收到信号后分泌促黄体生成素（LH）和促卵泡生成素（FSH），并把这些激素传输至卵巢，促进卵巢中卵泡的生长，生长中的卵泡会分泌雌激素，而雌激素会促进LH与FSH的分泌，互相促进中，终于，FSH和LH达到了一个峰值，卵泡在这个峰值的刺激下崩裂，卵泡液和卵子流出，后者被输卵管的伞端捡走，就这样，你排卵了。卵子是人体最大的细胞，它的直径有0.1毫米，寿命为12-24小时，若在这段时间内，不能遇见精子，排出的卵子将死去，这个周期的备孕便告失败。
为了提升你怀孕的几率，你需要抓住排卵的时刻，也许可以放根温度计在枕畔，每天早上睁眼后就测量自己的基础体温——女性的基础体温在排卵日最低，排卵后升温0.3-0.6度，在体温曲线上会出现一个漂亮的锯齿形。也许你还可以买买试纸来“玩尿”，多数排卵试纸依靠促黄体生成素（LH）的浓度预测排卵，多数女性的排卵发生在LH峰值后的14-28小时。但即便如此，你同样需要接受几率的安排，美国《生育与不孕》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排卵前两天性交，35到39岁女性怀孕的几率为29%，27到29岁之间的女性为42%。
就严格的医学定义而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指的是对配子进行操作的辅助生殖手段，即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从临床统计来看，必须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妻大约占不孕症患者的20%，如果按不孕症的发生率为10%来看，大约有2%的育龄夫妇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这同样是一种需要依靠几率的技术。一位资深生殖医生对他的学生讲：“我们能做的只是增加就诊者在一段时间内怀孕的几率。”
两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中，人工授精怀孕的几率大约为就诊者自然怀孕率的两倍。但如果对方年纪比较大，比如38岁，两年内规律性生活却并没有怀孕，那么他们自然怀孕的概率大约只有1%，两倍也仅有2%。与人工授精不同，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与患者本人的情况和医院的医疗水平有关，平均下来，大概在40%上下。
几率同样出现在围绕着怀孕的各种因素中，男方因素主要有性功能障碍或是少精弱精等，而女性就复杂多了，可能是因为输卵管不通、各种因素导致的排卵障碍，以及，子宫内膜问题或免疫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受精卵不能正常着床。这些导致不孕的因素在中国人的不孕症中所占比例并没有足够的数据，不过，彭献东指出，在集爱的就诊者中，“多囊卵巢的患者越来越多”——多囊卵巢综合症（PCOS）是在育龄期妇女中发生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然而，它的病因不明，发病率不清楚，甚至诊断标准目前在世界各国尚不统一。
根据1987年英国的一项研究，不孕的夫妇中，大约有40%的原因来自男方，另外40%的原因来自女方，还有20%，原因比较复杂，与男女双方都有关系。然而，显而易见的，在中国，身受不孕症困扰的夫妻中，承受压力最大的几乎都是女性。
冻 卵
在这篇文章的采访过程中，一位女明星赴外冻卵的故事成了热门话题。当我向各种受访者问到冻卵的问题，一位从事赴外辅助生殖医疗服务的人士回答：“通常，我们把冻卵与试管婴儿这种辅助生殖治疗分开看。因为后者是一种治疗，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女性的权利。”
这是生育的另一个复杂之处，涉及到男性与女性在其中的角色、权利或义务，以及透过这些东西所表现出来的平等与不平等。
“疯狂造人”APP试管助手分析
现代女性迫切地希望拥有控制权，能够决定自己要或是不要孩子。1960年，女权运动领袖桑格会见医生平克斯，桑格说：我需要一种廉价、易用且万无一失的避孕法，最好是某种药片儿，一个女人可以每天早上搭配她的橙汁，或是在刷牙时顺手服下而不需要征求枕边那个男人的意见。平克斯发明了这种药片儿，就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短效避孕药。而冻卵技术，人们、尤其现代女性热爱着的，是那背后蕴藏的对自己生育权的控制感。
这是个热门的话题，不管是高科技企业为女员工提供冻卵福利，还是最近的新闻——“冻卵派对”。那是在2015年3月的美国洛杉矶，由百位脚蹬高跟鞋、身着考究职业套装的成功女性参加的鸡尾酒会，酒会由一家以冻卵为主营业务的新兴公司主办，参会的女人大多30岁以上，单身。在派对中，主办公司的生殖科学家——也是女性——穿着桃红套装站在讲台前，向听众介绍冻卵：就如同某种形式的捐卵，由年轻的你为年老的你捐卵，“作为女性，能够享有这样的自主权真是太棒了。”
2012年，美国生殖协会（ASRM）的一份报告宣布：卵子冷冻技术已越过试验阶段。报告的主要作者，ASRM执委会主任萨曼瑟（SamanthaPfeifer）认为：卵子冷冻保存技术可用于因癌症等疾病需要保存生育能力的患者。不过，报告并不支持将该项技术用于推迟生育，或者年轻女性以此作为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生育问题的“保险策略”，因为“针对卵母细胞冷冻技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需要更广泛的临床具体数据证明”。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纽约时报》撰稿人艾比（AbbyRabinowitz）参加了那场著名的冻卵派对，她认为，那是“一场伪装成闺蜜谈心的市场推广活动”。不仅如此，在回家后的专栏文章中，她还深刻地讨论到：“虽然有了新选择，女性却仍然被必须成为母亲的文化预设束缚着，这一预设首先认定的就是没有孩子的女性一定会深深后悔——而冷冻卵子可能会强化这种预设的影响。”
“我不想服从于这种通过冷冻卵子加强的不幸的社会规范：有钱的女性能够以她们想要的方式，在她们想要的时间生育，而贫困的女性却不能；我们必须与子女有血缘上的联系；就算无法怀孕的情况中有一部分是男性不育造成的，不孕不育仍然是女性的错，因此也是女性需要负责解决的问题。”
“‘（冷冻卵子）给了我这么一种感觉：生育都是女性的事儿。’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她还补充道，冷冻卵子这件事让她感到‘孤独、受辱、没有希望’。”
顺便需要提一句的是，艾比正是冷冻卵子这项服务的顾客之一。因为子宫内膜异位——一种可能会造成不孕不育的疾病，7年前，艾比冷冻了自己的22枚卵子。
在我的受访者中，有人建议我去看一个“姐妹”的微博，那也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因为子宫内膜异位，她的双侧输卵管严重堵塞，经历了几次痛苦的输卵管通液，以及两次宫腹腔镜疏通手术后，医生建议进行试管婴儿治疗，最终，因男方家长不能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生出的孩子，离婚。
我问一位85年出生、留过学、进过名企、目前正在创业中的单身姑娘，“你会不会去冻卵？”
“不会呀，”她说，“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到，有失去，我接受这个结果。”回答这问题的那一刻，她脸上是骄傲的笑，是30岁女人的骄傲。
前 景
中国的生殖医院人满为患，是否因为医院太少？美国人口3亿多，2012年，其生殖门诊数目是486家；日本人口1.2亿多，生殖门诊数目是超过500家；而在中国，根据卫计委的数据，截至2012年12月31日，生殖门诊数目共有358家。与卫计委的数据形成鲜明对照的数字是，如果你在百度上去搜“不孕不育哪里好”，你会得到超过1亿条结果，排在这些搜索结果前面几页的，有违规的私人医院，也有赴日美泰等海外医疗机构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广告。
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在国际上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赵伟鹏认为：“中国的辅助生殖治疗，数量上很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跟得很快，基本上国际上有的东西，中国都有。而在北上广及其他地区的几个顶尖的辅助生殖中心，不论是技术含量、技术服务还是成功率，与国际同行相比，几乎没有差距。”
进行赴外试管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内糟糕的就诊体验，比如，排队时间很长、毫无隐私的诊室、电子公告牌和呼叫广播。一位赴日试管的就诊者告诉我，在日本，每个就诊者会分得一个对讲机，医生通过机器联系就诊者，那里的诊厅里的候诊人数大约也有中国诊所的1/3，却安静有序。
赴外的试管与国内的另一个不同是麻醉。取卵时会疼，教科书上说，“采卵时的疼痛绝大部分是由于针通过腹膜时产生的腹膜刺激痛、卵巢移动时产生的疼痛,以及阴道内超生波探头引起的压迫痛”，但在中国，取卵手术大多不用麻醉。我曾经问一个就诊者，会疼吗？对方回答，“都来做试管了，还怕疼吗？”当我问一位中国医生，为什么中国的取卵手术不能像某女明星在美国的经历一样，使用麻醉？得到的答案很简单，“缺人手。”
除了就诊体验，另一部分的赴外试管者大多因为政策法规的原因。代孕在中国是不允许的，而对供卵，中国的法律并不完全禁止，它只是规定，“只限于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剩余的卵子。”不过，这条规定的可操作性很差，因为，让自己尚需进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夫妇捐出卵子几乎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就诊者的群中，尚有几个胚胎剩余的就诊者被称作“富婆”，大部分人，“缺的就是卵子。”
作为一件你只有到了某个年龄阶段才开始考虑的事情，生育的残酷之处在于，一旦发现问题，留给你的时间窗口通常不长，尤其你如果已经需要并开始接受试管婴儿治疗。我的受访者中，在试管治疗上坚持了超过5年的极少，随着治疗的深入，你的精神状态、身体素质、经济实力、夫妻感情都会受到极大挑战。一位国内生殖科医生跟我讲起他那些“试管失败”的就诊者，他们之间最后的交谈往往是：“医生，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次不成功，我就去离婚。”而一位赴外试管的医疗助理告诉我，她会遇到试管期间离婚的案例，一位准备赴美试管的女顾客告诉她，“我已经离婚了，不过希望试管按计划进行，改为捐精，孩子是我自己的。”
对生育与年龄，在加拿大的妇产医学学会（SOGC）2010年通过的《临床指南》中，有专门的《高龄生育与生育力》一章。指南指出：“应该在女性二三十岁的时候告知其年龄相关的不孕，而其他的生殖健康问题，如性健康或者避孕是妇女健康保健主要的一部分。育龄期女性应当意识到，从30岁后期开始，其自然妊娠与辅助生育技术妊娠成功率（除非使用供卵）显著降低。因为35岁以后生育力的下降以及受孕所需时间的增加，大于35岁的女性在试孕6个月后就应该去不孕门诊就诊。”
年龄、卵子储量和卵子活产率关系
事实上，近些年，担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的北医三院院长乔杰经常在媒体上提到：每次看到门诊前长长的排队人群都觉得非常难过，按说人类生殖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乔杰认为加强生殖健康教育很重要，而这种教育的内容，在某次接受采访时，她说：“我非常希望育龄夫妻尽早建立自己的生育计划，准备生育之后先了解生育的基本知识，确实在努力了一年没有结果的时候，要早一点到正规的妇产科或者是生殖医学中心去就诊，检查不孕症的哪个环节困扰了你的生育问题，之后医生会采取尽量简单、贴近自然的方法去帮助你，这些方法确实没有效果的时候，尽早采取辅助生殖技术，这样能在相对比较少的干预下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
生殖健康教育之外，就诊者遇到的实际问题显然要更多。比如，歧视，整个社会尚认识不到不孕症已经是一种高发的疾病，而且会将它等同于“性无能”，甚至归结为对家族的“诅咒”。因为害怕被歧视，大部分人羞于走入生殖门诊，大部分试管宝宝的家长把这件事当作了家庭的秘密，虽然目前看来，尚无证据显示由试管婴儿技术生出的孩子在生理或心理方面与其他孩子有任何不同。再比如，进行辅助生殖治疗时所需的生育证明文件——这类文件通常要求回到原籍地开具，而各地开证明的要求不同，有些地方还要求医院先开具不孕症诊断证书，“经常搞到要来回数趟，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
从取卵到移植，即使最顺利的流程，花费也会超过2万元，医保是否应该全部或部分地负担就诊者的费用？这同样是个问题。在接受我采访的医生中，对此的答案也并不统一。支持者举出日本的例子，在日本，符合一定条件的夫妇可以免费接受至少一次的试管婴儿治疗；也有人指出，辅助生殖治疗目前“价格昂贵，成功率尚低”，由公共财政负担的话，也许尚不到时机。不过，双方都支持对失独的不孕症就诊者提供经济资助，毕竟，那些人通常经济状况并不好。有医生甚至提到，是否对他们（失独者）可以使用某些更具可操作性的供卵政策，毕竟，“对这些人来说，时间很重要。”
2008年，时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的王一飞写道：“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卫生资源配置中究竟应放在何种地位，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分级咨询、筛查与转诊的有效机制，如何在中国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作合理布局，以充分发挥有限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益。”
“每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伦理、法律、社会与资源分配的思考；每个国家也必须制定既符合国际共同准则又切合国情的规范与准则。然而，制定规范与准则的目的不是限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应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宽松有序的支撑性政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