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中的施一公（右一）
施一公团队实验室内，一名学生正在工作。
友人对他说：“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
施一公一天不到决定回国
回清华组团队“狂人”潜心学术 重磅研究成果登《科学》杂志 同行称有望角逐诺奖 “清华副校长”任用公示已结束
“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友人王晓东的一句话让施一公久久难忘。2008年他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决定回国。
回到清华，施一公组建生命科学研究团队，这位“狂人”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在实验室……
8月21日，《科学》杂志发表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施一公教授研究团队的两篇论文：《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
施一公曾在受访时表示，这个成果大幅度推进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在分子机理上的研究进程， “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很可能超过了我过去25年科研生涯中所有研究成果的总和！”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付向东向记者表示，“我个人认为是角逐诺奖的一个很有竞争力的成果。”
近日，记者探访了施一公团队所在的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中心。这个繁忙的实验室里，让学生熟知的是一个严谨、努力、好胜、和蔼、热爱运动、关心国家的施一公。
他最近太忙了
9月初的某一天，恰逢法定假期，但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中心门口仍停满了自行车。不停有戴着手套的学生，手拿培养皿，进出不同的实验室，“我们在实验室不分假期不假期的。”一名同学笑着说。
施一公团队实验室在3楼，走廊里，挂着目前不同团队发表的学术文章，以及施一公获得的部分奖项的证书。自然也挂着施一公的介绍和他的研究方向。在每个方向上，施一公都曾取得过重要成果。
这一天，施一公没有出现在办公室。“他不在，他最近太忙了。”30岁的闫创业出现在实验室门口说道。
博士闫创业是此次发表两篇重要论文的4人团队中的一员，他2008年加入施一公团队。闫创业衣着朴素，一副无框眼镜背后是温和的眼神，或许由于正投入实验之中，他还没注意到自己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
这天下午，他和另外几名学生在3楼的大厅里讨论实验设备的配置问题，过去几年时间里，包括闫创业在内的团队，在实验室度过了无数个废寝忘食的日日夜夜。
在施一公的带领下，今年5月，团队终于取得重大突破，随后发表了上述两篇堪称“诺贝尔奖级别”的论文。
喜欢跑步享受放松的感觉
2009年5月6日，施一公参加清华大学教工运动会3000米长跑比赛，获得男子丙组第四名，他仔细数着自己每一圈的秒数，最后他的3000米总成绩是12分56秒。
在结构生物学中心实验室走廊里，有一块大木板“贴吧”，张贴着施一公和学生旅行、爬山、毕业时的合影，这些照片中，有不少是施一公参加各类体育运动的照片，其中跑步的照片最多。跑步是施一公最大的体育爱好。
“我喜欢跑步！更享受跑步后疲劳、精神放松的感觉！”施一公写道。
1982年，施一公刚上初三，他报名参加校运会1500米的比赛，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运动会比赛，“很激动。”
比赛前3天，由于太紧张，他的大腿紧张得差点抽筋，硬得像石头一样，结果到了比赛当天，发令枪响，“我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并领跑了近200米。随后局面失控……我倒数第一……”
多年以后，施一公在给清华大学入学新生讲话时，仍然生动地描述1982年的那次1500米比赛，引得哄堂大笑。
他承认自己生性要面子，无法忍受这倒数第一的“耻辱”，运动会结束后，他开始晨练，1000米，2000米，一年之后，他报名参加了校运会3000米和800米两个项目的比赛，两项均取得亚军的成绩。
此后7年时间，施一公从未中断过中长跑的习惯。1985年，他在清华大学校运会3000米竞走比赛中以16分10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引起校方注意，随后他代表清华大学田径队到各地参加10000米竞走比赛，“我还一度保持了学校的万米竞走纪录。”
如今，施一公仍不时出现在清华大学的跑道上，多年的体育锻炼，施一公仍然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浪费钱他会说上1小时
“我和一公都在河南过过苦日子，有过吃苦的回忆。”施一公的好友、著名癌症生物学家、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告诉记者，吃过苦日子的施一公，有着直来直往的脾气，“如果他看到有些地方浪费钱，会给我打电话，说上一个小时。”
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郑州，有较长时间全家居住在河南驻马店，他不止一次回忆起以前吃过的苦：1971年春节，施一公不到4岁，父亲从镇上买来十多斤五花肉，做成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这是一年只有一次的大餐，施一公拼命吃，专挑肥肉，吃了满满一大碗，随后有2天时间身体不舒服，什么都吃不下，他“吃伤”了，此后将近20年时间里，一看到肥肉就犯怵。
在美国求学期间，见到同是河南人的王小凡，施一公感到分外的亲切。
对于家乡，施一公还有过困惑，“什么时候，河南人的名声开始不好？”有一次，他读到一本《河南人惹谁了》的书，他说自己“边读、边笑、边生气！”
后来，施一公在清华大学水利系见到一位河南老乡，这位老乡的解释让他释然：“为什么河南人名声不好？那是因为别的省如果有人做了好事，都是用省说话，比如山东出了梁山好汉，山东有孔圣人；可出了坏事，却是用市县去说，比如，泰安有个杀人犯。可到了河南，反了。河南要有好事，总是说市，比如洛阳的牡丹，南阳的孔明；可是坏事呢，却一下子都说到河南省去了。这么一来，就好像山东只出好人，河南只出坏人了。”
施一公为此特别撰文，强调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还直率地说，“今后您损河南人之前，最好四下观望一下，免得我在场让您下不了台。”
好父亲真性情
施一公育有一儿一女，他有一名贤惠的妻子。
他不避讳对儿子阳阳的感情，2009年，施一公写了一篇文章表达对儿子的思念：“儿子阳阳长得像老子，圆圆的脸，鼓鼓的额头，弯弯的眉毛……儿子几乎遗传了我所有的特征。”
2007年那段时间，施一公每次离开美国的家到清华工作，都要经受一次情感考验，离开之前，儿子阳阳会撅起小嘴说，“爸爸，我不要玩具汽车，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施一公说，听到这句话，他心里就很难受，只能紧紧抱着儿子。
2009年，施一公一家人终于在北京团聚，他期盼的“全家团聚、不再分开”的那一天到来了。
除了是一位好父亲，施一公交友也颇讲性情，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曾公开谈及自己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交往的故事。
他说他1998年就认识饶毅了，但到2005年才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
早年在美国期间，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科研任务繁忙，但同样做助理教授的饶毅却经常写一些和科研无关的杂文，他觉得饶毅“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多管闲事”。
在2001年，饶毅发起一个科研项目，试图争取施一公的支持，施一公却在电话里对这个项目“冷嘲热讽”，但让施一公意外的是，饶毅一点都没有生气，还耐心地跟他解释项目缘由。
2002年到2005年几年间，饶毅和施一公共同在美国呼吁关注亚裔在美国科研界玻璃天花板问题，他们认为亚裔很难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也很难得到学术界更高层面的荣誉。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施一公对饶毅的看法。
此后，施一公回到清华大学，饶毅回到北京大学，同在生命科学学院工作的两人，在许多关键问题的认识上有着极其相似的看法，这让施一公内心深处产生知己的感觉。
有一次，施一公跟饶毅倾诉在回国后心里的一些苦闷，饶毅给他发短信说：“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回来的”，随后没等回复又发了一条：“如果要撤军，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这让施一公感慨：不愧是好朋友。
2013年，施一公撰文谈论他和饶毅的友情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回国6年来，我和饶毅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我们总是很在乎对方的观点，共同商议，达成共识，统一行动。”
“一公代表了一大批人”
2008年回国之前，施一公曾经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最重要？他的答案是：为了内心最深处的安宁与满足，“回国前，吃的、穿的、用的、房产汽车，我都有了；学术地位、荣誉奖项，我也有了；还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儿女和一个温馨和睦的家。”
但他发现自己仍然有所缺，缺的是“对祖国的回报、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和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这样的知识分子情怀，在大约10年前就得到了激发，2001年，施一公和学者王晓东在赶赴北京开会的飞机上聊天，王晓东对他说，“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句话让施一公久久难忘。2008年他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积极参与组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科研设施，也没有落下自己的科研事业。他也困惑过，曾经撰文抨击：我国科学经费分配有问题的思想根源，也许是不少层面将科学经费分配首先看成是利益的分配，而不是为了刺激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科研经费的分配是利益当先，而不是事业当先。
施一公的老乡、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对此并不意外，他告诉记者，“施一公的性格就是疾恶如仇，对自己看不惯的东西很不能忍受。”
在王小凡看来，施一公本身是一大批回国的人以及国内培养起来的人的一个代表，他所处的整个科研、学术气氛在变好，“我觉得下一个五到十年，还会有优秀的成果从中国科学家这里出来，会有更多的施一公。”
让王小凡十分感慨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施一公只带了3个人在做，而不是一大帮人，“一公这种献身精神，是我们缺乏的，包括在美国都比较缺乏，现在美国学术氛围也没有之前那么浓厚了，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坚持下来，一样可以做好。一公这样的人才回国，对改变学术氛围和规章制度很有作用。”
爱家人、爱运动、爱科研、爱学生的施一公，学生称其为“男神”，这位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在实验室的“狂人”，正在以他的个人魅力影响着学生。
目前，施一公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任用公示期已经结束，施一公尚未以该身份公开露面，也有言论担心“施校长”的行政事务可能影响到他的科研精力，但目前，更多的人关心的是，这项成果角逐诺贝尔奖结果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