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几个医学家会面对这样的抉择：心爱的女儿重病垂危，自己是这一领域的顶尖研究者；然而，父亲也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这世界上并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女儿的链球菌感染……
除了他实验室里那款只在老鼠身上做过试验的染料。
这是20世纪30年代病理学家、细菌学家格哈德•多马克所遭遇的难题。现在我们看来，纳粹德国并不是太遥远的时代，但要是知道医学在这半个世纪里发生过多大进步的话，也许就会为多马克担忧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医学都更像是一种“问老天爷要点命”的无力祈祷，混杂着医师有限的经验与不明所以的“魔法实践”。这种情况自从人类出现直到20世纪之前都没啥本质改变。比如说，“太阳王”路易十四和王后的6个孩子只有一个活到成年，而他的私生子们也只有三分之一长大；“十全老人”乾隆皇帝那叫一个长寿，可他的子女们平均寿命不到25岁，其中一半的人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多马克遭遇在当时并不罕见。
就在不久前，人类世界普遍的观念还认为，小孩儿没长成时，不能算是家庭成员——有太多的变故能使之突然蒙上帝召唤而去。多马克的小女儿活泼好动，只不过是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刺破了手指，能有多大事呢？可没过几天，她就发起了高烧，而那个被刺破的手指则肿胀了起来。
父亲把女儿送往医院，一查，链球菌感染。
这是无药可医的。
至少那已经是20世纪，医学界已有“细菌”的概念，人类正在铆足了劲儿寻找能对付细菌感染的药物。多马克自个儿也是个整天对着细菌观察动向的人——虽然现在的人大概还是很难想象，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染料。
对那个年代的医学家来说，“染料”意味着最新款的化合物，没准就有一款，自带神奇药效。那时的人类还不知道物质的分子结构和药效之间有规律可循，无法自己动手合成有效的化学药物，那就对着最新款的化合物一项一项试呗！
试验了1000多种偶氮类染料后，色泽饱满的橘红色染料“百浪多息”进入了多马克的视线范围。
这是一款销售前景颇不错的染料，颜色很漂亮。据说，当多马克被这抹耀目的橘红吸引的时候，他的同事们已经做过实验，至少在试管里，“百浪多息”杀不死任何细菌，不管是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还是链球菌。
但他并没有放弃。
在多次失败后，这位经验丰富的细菌学家把橘红色染料直接用到了受感染的小鼠身上。奇特的是，尽管这种染料在体外没有任何抗菌效果，但到了动物身上，它却如有神助——注射过“百浪多息”的小鼠都从细菌感染中幸存了下来，而没有用药的则纷纷不幸逝世。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个试验。
多马克甚至不是医生，他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写成论文，更没有药企去开发有针对性的药物。何况，他自己恐怕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在小鼠身上适用的，在女儿身上也同样适用吗？
药物往往有毒性，尤其在早期医学还相当粗放的年代。给予多马克研究灵感的，是德国医学家保罗•埃尔利希的一句话：“染料可以成为治疗的基础。”其原理就是，如果一种染料有毒，而它又刚好能被微生物吸收，则细菌不就遭殃了吗？
女儿会不会跟着遭殃，多马克恐怕心里也是没底的。
他研究过“百浪多息”的毒性，暂时只发现，当其用量超过500ml时，小白鼠和兔子会呕吐。因此，当女儿病情危急时，把它用上看来也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事实上，因为副作用太大，这药现在已经不用了）。
父亲的孤注一掷是成功的，注射了“百浪多息”后，女儿从细菌感染的鬼门关前挣扎回来，恢复了健康。
而多马克的研究依旧严谨，几年以后，他才正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之所以“百浪多息”在试管内无效，是因为它在体内才能分解成“氨苯磺胺”，这种物质能够抑制细菌繁殖。
193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但他成就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奖杯。人类从此发现了能够抗细菌的磺胺类药物，一时间，西方各大药企一拥而上开始生产。这些最早廉价的抗菌药不仅在二战时挽救了无数性命，也是医药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可以说，从那之后，“孩子几乎都可以健康长大”才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多马克救了自己的女儿，也延续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