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这是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第一篇文章《道士塔》里描写有关敦煌的一个片段，每每读到此处，我的心就忍不住滴血------。虽然我出生在甘肃，对于敦煌却不甚了解，仿佛那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自从检阅了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道士塔》和《莫高窟》之后，我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就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梦想有朝一日能去朝拜。而让我真正认识并关注敦煌却是从加盟UPPER开始的，这一切都源于UPPER创始人徐建新董事长浓浓的敦煌情结。
徐建新董事长说，文化是一种信仰，也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3年前我有幸在西安皇冠假日酒店和徐建新董事长一道聆听复旦大学历史系姜鹏教授关于唐高祖李渊《勇于示弱》的专题讲座，那是徐建新董事长组织中欧管理学院海峡两岸企业家总裁班的一次游学，特别安排在古都西安讲述大唐帝国的历史。姜鹏教授说，人们认识大唐帝国往往是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开始的，人们熟知李世民和李隆基却忽略了李渊，他是大唐帝国真正的缔造者。在战火纷飞、群雄逐鹿的年代，正是李渊勇于示弱的做事风格成就了大唐帝国雄霸天下的宏图伟业。姜鹏教授是徐建新董事长的朋友，也是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嘉宾。那次讲座后，徐建新董事长和他的同学们从西安转道敦煌，不知道徐建新董事长有没去道士塔，但可以肯定从那时起他的记忆里就多了对莫高窟的印象，他与敦煌的不解之缘也从此开始。余秋雨说，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敦煌是华夏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100多年前的中国，莫高窟的主人是道士王圆箓，一个从湖北麻城流落到甘肃酒泉的普普通通的中国平民，他种过地，当过兵，讨过饭，最后出家成了道士。也许他自己至死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手里曾经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传奇，让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去面对。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廿六日）清晨，他在清扫洞窟中的积沙时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敦煌学，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就在这时，以英国犹太人斯坦因为代表的无数欧美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被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的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余秋雨说，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余秋雨说，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这是一场空前的文化灾难。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敦煌，都非常遥远。你可以想像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在莫高窟神秘面纱被揭开后的115年后——2015年4月16日，徐建新董事长麾下的UPPER军团从长三角出发，向敦煌开进。从上海乘飞机到兰州再转乘火车到嘉峪关最后坐汽车到敦煌，万里之遥长途跋涉的艰辛不言而喻，而这一切丝毫没有阻挡UPPER军团朝圣者的脚步，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拥抱敦煌，也许这就是敦煌莫高窟可以傲视天下的魅力所在。余秋雨说，大凡至今轰转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均匀，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余秋雨说，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对于一贯崇尚文化、热爱生活的的UPPER人来说，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所承载的艺术形式和精神价值就是人生的真谛所在。在敦煌期间，徐建新董事长率领的UPPER军团受到了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旭东教授的热烈欢迎。王旭东院长说，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保存完好的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米，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盛地。莫高窟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6年敦煌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王旭东院长说，以莫高窟为核心的显学——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研究为对象的一门学科，与徽州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三大区域文化之一。王旭东院长说，100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为代表的一大批敦煌学者发扬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莫高精神”使得敦煌学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敦煌是中国的敦煌，是世界的敦煌，也是全人类的敦煌。
徐建新董事长说，敦煌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是全人类真善美的神圣殿堂。在敦煌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地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余秋雨说，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鉴于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和人类遗产的挚爱，徐建新董事长通过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为莫高窟捐助了善款，作为第231号洞窟的保护和维修经费，以更好的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艺术反映时代。徐建新董事长说，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保罗-拉克鲁瓦认为，在一个时代所能留给后人的一切东西中，是艺术最生动地再现着这个时代，艺术赋予其自身时代以生命，并向我们提示这个（过去的）时代。徐建新董事长认为，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子民，热爱文化的UPPER人钟情敦煌，投身敦煌，希望和热爱敦煌的人们一道守护敦煌。
莫高窟第231窟是中唐时期（公元786-848年）由敦煌当地统治者吐蕃人营建的洞窟，依据洞窟营建功德碑记文书《阴处士碑》记载，洞窟主人为敦煌大族阴嘉政，因此又称“阴家窟”，建成于公元839年。231窟为一中型洞窟，覆斗顶方形主室，西壁开盝顶帐形龛，龛内马蹄形佛床上残存几身彩塑，龛内各壁屏风分别画善事太子入海、萨垂太子舍身饲虎等故事画，龛顶四坡画一圈瑞像。洞窟内画有大量的经变画，窟顶四坡画千佛，中有说法图，西壁西龛南北两侧分别画普贤变、文殊变，南壁自西而东依次画观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天请问经变，北壁自西而东分别画药师经变、华严经变、弥勒经变，东壁门南北两侧依次为报恩经变、维摩诘经变。除西壁外，各壁经变画下屏风画相应故事。西壁龛下宋画供养像。东壁门上画阴伯伦夫妇供养像。231窟供养人像均为一类“原创性”图像，是敦煌石窟中历史性最强的图像之一，对于洞窟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敦煌历史的中唐阶段是吐蕃人统治时期，异族的统治对敦煌的历史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吐蕃统治时期对敦煌施行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化政策，主要表现在辫发易服、面纹身、推行部落制三个方面。根据《阴处士碑》记载，231窟营建之初洞窟外挂有一碑额，额号报恩君亲，也就是说231窟当时被称为报恩君亲窟。报恩的同时，阴伯伦夫妇供养像被独立画于东壁门上，也似有祭祀的成分，这样作为阴家窟便也更加体现家庙祠堂的性质。事实上，像231窟这种供养人画像的作法，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洞窟中并没有普遍与广泛流行，也足以说明这种作法仍然是不被吐蕃统治者所正常接受的，一般人是不敢做的，只有像阴家这样的大家族，在敦煌吐蕃入主前后均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地位与影响，所以他们可以变个形式，以曲折的方式画像入窟。
艺术的命运与时代和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总是浩浩荡荡。徐建新董事长说，100多年前敦煌发生的一切并不遥远，西天的晚霞依然璀璨，滴血的伤口已是昨天。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指引下扬帆启航。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我们是敦煌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