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增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第四届CUSBEA学生）
1977年随着高考的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上了正轨，中国也走上了以改革开放为重要发端的复兴之路。“文革”10年乃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停滞的10年。邓小平强烈意识到人才断层将严重限制国家发展，于是决定再次向西方发达国家大批派遣留学生。但因为国家处于长期封闭的状态，外国学生申请攻读美国学校研究生学位必须参加的GRE和TOEFL考试当时还未准许在中国举行。这使得一方面中国不知该如何向美国学校推荐研究生，而美国学校也不知如何客观评判中国学生的优劣，也就自然很少有学校愿意接收中国学生。
在此背景下，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Ray Wu）教授于1981年组织发起了“中美联合培养生物化学类研究生计划”（CUSBEA）并于1982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
在CUSBEA项目之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发起组织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于1979年启动。之后由哈佛大学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发起组织的“中美合作化学研究生项目”（CGP）于1982年启动。CGP项目结束于1986年，而CUSPEA和CUSBEA两个项目都结束于1989年。在20世纪80年代，共有915位、422位和242位学生分别通过CUSPEA、CUSBEA和CGP项目赴美留学。CUSPEA和CGP两个项目皆由复旦大学主持实施，而CUSBEA项目则由北京大学主持完成。本文将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时的生物系）主持CUSBEA项目的历史做一简单介绍与回顾。
谨以此文纪念为CUSBEA项目做出过杰出贡献、受到CUSBEA项目全体学生高度尊敬和爱戴的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1928年8月14日～2008年2月10日）和北京大学顾孝诚教授（1930年2月13日～2012年11月3日）。
发起人来自生物化学世家
吴瑞父亲吴宪（Hsien Wu，1893年11月24日～1959年8月8日）是早年留学美国的生物化学家。吴宪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项目，1911年赴美留学，191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至1941年任教于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创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办了生物化学系并担任系主任，他是协和早期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吴宪回国后在协和开展了蛋白质变性及营养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提出的有关蛋白质变性理论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吴瑞母亲严彩韵是中国最早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女学者。她1921年获金陵女子大学学士学位后自费赴美留学，1923年5月获哥伦比亚大学营养学硕士学位，当年6月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助教，1924年12月与吴宪在上海结婚。
吴瑞
吴瑞1928年出生于北京，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家所住的房子原属慈禧太后的一个亲戚，院子颇大，可举办人数众多的各类聚会。他们小时生活富裕，兄弟姐妹五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保姆。小时候，父母要求他们学习英语、钢琴、打字以及交谊舞等。吴瑞后来参加学校组织的交谊舞比赛还获过奖。
吴瑞就读于北京著名的育英中学，他1945年先是进入辅仁大学学习两年，然后转入刚刚从成都迁回北京的燕京大学学习化学。1949年20岁的吴瑞全家移居美国。父亲吴宪成为阿拉巴马大学生化系执行系主任（1949～1953），家中的五个小孩皆就读于该大学。当时，五个中国年轻人出现在同一所美国大学的校园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吴瑞子承父业，于1951年完成化学本科的学习之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于1955年获博士学位。之后，他就职于纽约市公共卫生研究所的Efraim Racker（1913～1991）实验室，该实验室因分离发现ATP合酶而著名。
1966年，吴瑞跟随Efraim Racker教授调入康奈尔大学，并被聘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助理教授，后于1971年晋升为教授。1971年，他利用学术休假机会到英国剑桥大学与Francis Crick， Frederick Sanger和Max Perutz（三位皆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一起工作了半年。吴瑞后来于1976至1978年担任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及细胞生物学系的系主任一职。
吴瑞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首次建立了DNA测序技术，曾因此而获诺贝尔奖提名，后来在转基因水稻研究等领域取得过国际领先的成就。2004年，他被康奈尔大学聘为Liberty Hyde Bailey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教授。他曾向康奈尔大学捐献50万美元设立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生奖学金，但他自己的生活却一直颇为节俭。
作为CUSBEA学生，我有多次跟吴瑞先生直接交流的机会，特别是在我从清华大学调入北京大学后，协助吴瑞、于宽仁和顾孝诚等组织了一个后续的美国教授面试中国学生的CUSBA项目期间。吴瑞的翩翩绅士风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李政道的启发和支持
1980年3月，51岁的吴瑞带着夫人、母亲、岳母、姐姐和妹妹，回到了阔别31年的祖国。他在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就重组DNA技术举办了6次讲座。通过与他留在国内的亲戚和高中及大学同学的交流，他了解到大家都希望将自己的小孩送去美国留学。受当时北京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孙亦梁（其夫人张迺蘅是当时北京医科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的主任，所以对吴瑞父亲的情况颇为熟悉）的邀请，吴瑞访问了北大（吴瑞在燕京大学度过两年的大学生活）。当时，北大生物系的顾孝诚应邀参加座谈会，他们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第一次见面了。访问北大期间，孙亦梁提出，吴瑞的父亲吴宪是中国生物化学的开山鼻祖，培养了大批的生物化学学者，希望吴瑞也能关心中国生命科学人才的培养。
吴瑞回到美国后，从同在康内尔大学工作的华人助理教授戴碧瓘博士处得知，李政道于1979年发起组织了CUSPEA项目，而且在物色其他人组织一个类似的生物学项目。吴瑞立刻给李政道写信，希望组织一个类似的生物方面的博士培养项目。李政道立刻通过他建立的已有渠道，向当时的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联系此事。在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后，1981年3月，吴瑞在美国开始了繁忙的准备工作。他与戴碧瓘以及其他同事向50多所美国大学写信，询问是否愿意接收根据他拟定的方案选拔出来的中国学生，来攻读生物化学及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他们同时要求美国学校免除这些学生的申请费和学费并提供生活费。李政道也帮助吴瑞联系了一些学校。绝大多数大学都同意了吴瑞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按照吴瑞提出的方案遴选出的学生质量应该是可靠的。后来，因为该项目派出的几届学生表现非常优秀，愿意参加CUSBEA项目的美国大学增加到了70多所。
李政道
1981年3月24日，吴瑞和戴碧瓘联名致信时任中国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一信函也寄给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表示愿意效仿李政道发起组织的CUSPEA项目，组织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留美博士研究生项目。他们希望此项目于1981年下半年进行学生选拔，1982年派出第一届。1981年4月18日，李政道就吴瑞的提议也致信严济慈。他们得到了教育部和科学院的积极响应。经过教育部和科学院多次协商，最终决定完全由教育部负责此项工作。1981年5月15日，教育部正式向吴瑞发出邀请，并定于6月来华商谈具体事宜。
于是，吴瑞提出的CUSBEA项目在1981年正式启动。项目最初的名称为CUSBMBEA项目（其中MB代表Molecular Biology即分子生物学）。因为英文缩写CUSBMBEA读起来不顺口且不易记住，次年项目名称简化成CUSBEA。
最初，教育部计划每年选拔出30名生物学学生到美国学习，但吴瑞认为如此一来，其中也许只有10名学生能够被美国大学录取。因此，他建议教育部将名额从30个增加到300个，这样就可能有100名学生被美国大学录取。最后，经过与教育部多次协商，CUSBEA项目的选拔名额确定为每年不超过60名。
就选拔方式而言，当时教育部采用中文命题的考卷，并用中文答卷且没有面试环节的考试方案来选拔出国留学人员。吴瑞认为这套考试方案难以被美国大学认可。于是提出笔试部分以英文命题、英文作答来考察学生英文水平，代替当时还并未在中国举行的GRE和TOEFL考试。笔试成绩合格的学生再由美国教授进行面试。在经过先后3次分别写给主管留学工作的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的长信和1次给严济慈的长途电话后，他提出的方案得到了认同。
教育部委托北大实施
在吴瑞等人的努力下，CUSBEA成为国家公派留学生项目。当时负责该项目的是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1981年5月15日，黄辛白写信正式邀请吴瑞来中国，商谈举办CUSBEA的具体事宜。CUSPEA和 CGP这两个项目皆由复旦大学负责实施。笔者从吴瑞基金会保存的教育部有关此项目的早期文稿中看到，教育部决定由北京大学负责CUSBEA项目，但其经过不得而知。笔者猜测，这也许与黄辛白之前在北京大学担任过校级领导职务，以及时任（1981年5月）北京大学校长的张龙翔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学加拿大和美国，且是一位生物化学家等有关。
为此，北京大学很快成立了一个招考委员会专门负责CUSBEA项目，张龙翔任主任委员。
之后，吴瑞开始与北京大学方面联系并讨论具体工作开展事宜。在1981年8月3日吴瑞写给张龙翔的信中，他提到：“现代生命科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由原来的被动观察、描述为主的阶段转入以实验、主动改造客观世界为主的阶段。生命科学的这种转变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现代生物化学的蓬勃发展。生物化学不仅是所有生命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其实验基础，它能为所有生命科学提供强有力的实验手段。”
1981年9月14日吴瑞飞抵北京。16日至21日，他分别与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及副部长黄辛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等会面，讨论派遣学生的人数、考试选拔的方式以及推荐过程等问题。23至24日，吴瑞与张龙翔领衔的招考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就考试的具体细节进行商议。最后，吴瑞提出的招生方案得到了各方认同，由教育部负责美方专家来华对CUSBEA学生进行面试的全部费用。
执行人无怨无悔甘奉献
1981年初夏的一天，骑着自行车的张龙翔在北大校园内博雅塔附近遇到顾孝诚，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说，教育部的黄辛白副部长委托他担任吴瑞发起的一个选拔生命科学留美博士培养项目的中方协调人，他正在寻找一位帮手，问她是否愿意参加。尽管顾孝诚那时对这个项目的内容毫无所知，但她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了。这之后，顾孝诚就成为了这个项目中方的实际协调人，为后来派出的400多位CUSBEA学生所熟悉。在顾孝诚老师过世时，CUSBEA学者共同拟定的挽联道出了他们对顾孝诚老师的深厚情感：“亦师亦母，百千桃李铭教诲；不卑不亢，一代学人慕师风”。
顾孝诚与吴瑞合影
顾孝诚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任务呢？她认为，“文革”10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破坏是巨大的，中国不但没有实现“四化”，反而倒退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愿意为使年轻一代受到良好教育而做出努力。用顾孝诚自己的话说：“你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活儿，我觉得很简单，这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北京大学就是应该做这件事。”
“CUSBEA只是我的副业，为了这事我可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今天我也并不以此为荣，因为这是为国家做点事，我也不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是值得的。”顾孝诚说。
20世纪80年代初，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流最快捷的工具是电报，后来又有了传真技术。当时北京大学还没有传真机，为了发传真，她要跑到复兴路的电报大楼，而且中美有12小时的时差，她必须晚上过去，保证美国方面早晨上班时能收到传真（早期的传真必须要对方有人在机器旁接收）。
顾孝诚还经常要去北京机场接送来华进行面试的美国教授。美国教授的飞机一般都是晚上到达，而且那时的国际航班几乎没有不晚点的。只要她在，她都会亲自去机场接送他们，她也因此和几位历年参加CUSBEA学生面试的教授成为了终生的朋友。
在北京大学生物系，第一年与顾孝诚合作的是潘启丽，之后还有李薇锦，再之后就是叶宁了。1983年，因为工作量巨大，顾孝诚决定找一个长期的帮手，她看中了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房做饲养员的叶宁，于是调她过来。那一年叶宁24岁，她参与了后来全部7届CUSBEA学生的招生工作。1992年，叶宁因乳腺癌去世。她是顾孝诚一直非常感激的一个人。
叶宁是一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女孩，为CUSBEA项目做出了很大贡献。当年，她和那些CUSBEA学生的年龄差不多，而她只有中学文凭。她没日没夜地帮助这些学生填写申请表、办理护照和签证、安排他们参加英语培训、送他们出国等等，从来无怨无悔。
叶宁“文革”时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上中学时成绩不错，但她母亲得了一种遗传病，因要照顾母亲就耽误了学习，没考上大学。叶宁是在母亲去世后顶替她的职位到北京大学工作的。她聪明且勤奋好学，后来，很多事情都可由她独自办理。她一个人负责与70多所美国大学的联络工作，甚至还独自去广州的中山大学帮CUSBEA学生填写申请表格。她是顾孝诚最可靠的一个秘书。直至去世，叶宁的“名分”仍然只是工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政策，允许像她这样的青年人参加补考，考试合格者在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后，可以有资格申请从工人提干部。这个考试连续进行了3年，但每次的考试时间正好是CUSBEA最忙的时候，她都因此放弃了考试机会。
学子圆梦情谊永存
被推荐参加CUSBEA考试的学生是从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农业部各自所属的部分院所当年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择优选拔出来的，他们本科学习专业包括生物学和化学。然后参加由美国专家命题的专业考试。CUSBEA项目由两所美国大学轮流负责当年的专业考试命题。历年参与命题和面试的美国大学包括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生物化学学科的考试，但根据专业背景可以选择参加分子生物学或化学中的一科。专业考试的考题是英文的，答题也必须用英文，若中文答题视为无效。由北京大学生物系组织科学院和国内其它大学的专家，根据美国命题学校提供的标准答案负责阅卷。
CUSBEA招考委员会采用了几种方法来评估学生的英语水平。前几届 CUSBEA 考试，主要参考的是考生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英语成绩和美国教授面试过程中对考生的评价。从1984年开始， CUSBEA 招考委员会开始组织考生参加当时正在举行的CUSPEA项目的英语考试。该英语考试由中国科学院的CUSPEA 招考委员会组织，考试内容分为四部分：听力、语法、阅读理解（包括词汇）与写作。英语考试成绩单独列出，供美国大学参考。
笔试合格的学生继续参加由美国大学选派出的两位教授的面试，部分情况下他们的夫人也一起参加面试。面试时，每位学生都需要跟两位专家单独交谈20分钟。面试考察的是考生的专业知识深度、知识面、出国动机和口语能力等。如果教授夫人参加面试，一般考察的是英语口语能力。同时考官也会了解考生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个人倾向的美国大学等，并对每一位学生写出一个扼要的评价，供考生所申请的美国大学参考。作为上海地区的考生，笔者是1984年7月初参加的笔试，8月12～13日参加的面试，两场考试都在复旦大学举行。面试是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David Allmann和伊利诺伊大学的Richard Gumport两位教授和他们的夫人进行。笔者后来与他们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面试的专家最后集体讨论决定录取名单。面试也有一定的淘汰率。
通过面试的学生，被派往教育部当时设在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出国留学生英语培训的广州英语培训中心学习英语、计算机以及美国文化等课程。这里的教师大多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至少笔者参加培训时如此）。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物价比国内其它地方更高，参加培训的学生还需各自单位补贴生活费用。因为来自美国的老师每周要休息两天（那时国内单位一般都还是每星期休息一天），我们也跟着每周休息两天！
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风光和周末的露天电影令我印象深刻。我的20岁生日就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记得是跟同学们一起在中山大学的餐厅吃饺子。英语培训结束后，教育部专门派官员来中山大学对我们进行“集训”，主要是讲解出国注意事项。1985年过来跟我们第四届CUSBEA学生（以及跟我们同班学习的CGP学生）交流的是教育部派来的李振平先生。他的报告非常精彩，我至今记忆犹新。同时，教育部还组织我们这些即将留学美国的学生在国内参观考察的活动，我们去的是当时正处于建设高潮的深圳和蛇口。当时深圳新建的房子都非常具有特色，也很洋气。
在中山大学学习英语期间，CUSBEA学生就要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每位学生一般申请5所左右的学校，申请材料的准备较为繁琐，最不好办理的是大学时期的英文成绩单和国内教授的英文推荐信。我记得我的英文推荐信是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我的导师沈昭文研究员写的，没有费任何周折。但办理成绩单时就很不顺利，因为那时我的本科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很少办理这样的成绩单。北京大学的顾孝诚老师或她的团队成员（如叶宁）经常亲赴广州，帮助同学细心填写申请表格等。
学生是否录取完全由美国学校决定。我被三所大学录取了，最后选择了位于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生物化学系。但也会有少数同学未能被任何大学录取，这时顾孝诚就会安排他们开始第二轮的申请，如果错过了申请的截止时间，个别学生可能要等下一年再申请。
1982～1989年的8年间，总共有422位学生通过CUSBEA项目赴美留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此后成为国际知名生物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第四届）、骆利群（第六届）和陈雪梅（第八届），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第二届）等等。
1982年第一届CUSBEA赴美研究生合影 严聪/供图
CUSBEA学生和CGP学生因为有在中山大学一起学习英语的经历，彼此之间深厚的同学情谊，为大家日后相互交流提供了良好基础。1987年、1989年和1993年，CUSBEA学生先后在美国举行了三届“旅美中国学生（学者）生命科学研讨会”。从1993年开始，CUSBEA学生每年夏季在北京大学举行“海外及归国中国生物学者生命科学暨生物技术讨论会”。该研讨会一直举办到1998年，共举行了六届（吴瑞参加了其中的五届）。
心怀感恩薪火相传
为了表达对吴瑞教授的崇敬之情，1998年1月，以CUSBEA学生为主的100多位留美生物学者聚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了“吴瑞学会(Ray Wu Society)”。吴瑞教授出席参加了CUSBEA学生举办的几乎所有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吴瑞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他始终关注着CUSBEA学生的成长，并积极组织他们回国服务。2001年6月，为了庆祝CUSBEA项目实施20周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科技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吴瑞学会”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二十一世纪生物科学前沿论坛”，邀请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2004年，为了将更多的华人生物学者组织起来，经过与吴瑞的充分沟通，“吴瑞学会”更名为“华人生物学者学会”，更名多年后，吴瑞为该学会捐款共计30多万美元。
这就是吴瑞的胸怀。他不在乎个人的得失，重要的是看到华人学者的成长。正是吴瑞的这种精神感染了很多华人学者，使得他们能团结在一起，积极为祖国服务。2007年7月21日，CUSBEA项目25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吴瑞和顾孝诚都来参加，会议由顾孝诚主持，吴瑞深情回顾了他发起组织CUSBEA的历程。
自从CUSBEA项目于1989年结束后，吴瑞和顾孝诚与美国弗吉尼亚医学院生化系主任于宽仁教授合作，于1995年开始组织一个民间性质的CUSBA项目。该项目每年邀请几位美国大学的教授，对申请部分美国和加拿大学校生命科学领域博士研究生项目的学生进行面试，面试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举行。曾参与CUSBEA项目的部分教授继续参加了CUSBA的面试工作。该项目于 2011年结束，几千名中国学生被面试，使其中的很多得以进入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CUSBA项目实施时，北京大学生科院的潘卫和于春燕是顾孝诚的主要助手。CUSBA项目的最后3年由笔者接替顾孝诚作为中方负责人，但她始终心系中国年轻人的未来，希望尽己所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因此仍以80岁高龄积极参与，这让我们深受感动。
2008年吴瑞去世后，CUSBEA学生捐款成立了吴瑞纪念基金会，并自2009年开始设立年度“吴瑞奖（Ray Wu Prize）”。2012年顾孝诚去世后，CUSBEA学生也捐款设立了顾孝诚纪念基金，并于2013年开始设立年度“顾孝诚讲座奖”。“吴瑞奖”用于奖励华人地区生命科学领域的优秀博士研究生，“顾孝诚讲座奖”则用于奖励刚刚开始独立拥有自己实验室的年轻华人学者。这两个奖都在年度“吴瑞纪念学术研讨会”上颁发。吴瑞纪念基金会和顾孝诚纪念基金会的办公室都设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笔者自2008年至今担任该刊物常务副主编）英文版（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于2009年2月出版了吴瑞纪念专刊，吴瑞的儿子Albert W. Wu（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现为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教授)、女儿Alice Shu-Hsien Wu（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后为英语教师）、博士研究生Jack Szostak（哈佛大学教授，2009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顾孝诚、施一公等撰写了12篇回忆文章。该刊还于2010年4月开始设立“CUSBEA Article Series”栏目，发表由CUSBEA项目毕业学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同时附作者简历和照片。
CUSBEA项目是在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由吴瑞、顾孝诚等热心人士发起、组织的，它改变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的命运。正是吴瑞、顾孝诚等组织者的无私奉献和乐于助人精神，使得这个项目得以实施。他们两人因此而获得了这400多位CUSBEA同学的爱戴和怀念。随着越来越多的CUSBEA学者回国工作，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无疑会日益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小科，张大庆，CUSBEA项目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影响。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28卷总第161期，53-62页。
2、Ray Wu and Robert Yu (2006). When East meets the Wes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USBEA and CUSBA Programs. ASBMB Today, March issue, p8-9.
3、Zengyi Chang (2009). The CUSBEA Program: Twenty Years Later. IUBMB Life, 61(6):555-565.
4、Albert W. Wu, Christina C. Wu and Diana K Snugg (2009). Ray Wu’s Golden Rules: How he achieved greatness in work and in life.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52(2): 101-107.
5、Yu-fei Shen (2009). The China affection of Ray Wu.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52(2): 119-124.
5、Xiaocheng Gu (2009). Ray Wu and the CUSBEA Program,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52(2): 125-127.
6、Yigong Shi (2009). Ray Wu: united we prevail.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52(2): 130-132.
7、Bik Kwoon Tye (2009). Memories of Ray Wu by a Colleague.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2009, 52(2): 133-134.
8、Zengyi Chang (2010). Launching the CUSBEA Article Series in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53(4): 471-471.
9、何姣，王丹红，“除了吴瑞，我还要感谢这些人”：顾孝诚谈CUSBEA项目，《科学时报》2007年9月4日。
10、王丹红，CUSBEA创始人吴瑞：“这是我一生中可以骄傲的事”，《科学时报》2007年7月26日。
衷心感谢以下人士为笔者撰写此文所提供的热心帮助：
吴瑞纪念基金会的吴艳博士；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饶毅教授和吴虹教授；
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的吴国盛教授；
清华大学的李蓬教授和周兵教授；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于春燕女士。
关于我们
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赛先生》 ── 与科学同行，关注科学与文化。关注请加微信号：iscientists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