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的目的是看那些“定力”（心里耐力）强的孩子和“意志不坚定”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和成年以后在学业，事业的上是否有差别。结果发现定力强的孩子在成年后，学业，事业上都较那些马上就把糖吃掉的孩子强。
研究的设计者 Walter Mischel 最近又出版了一本书，我在苹果iBook上买了一本电子书在读。
书中解释说，人对事物的判定能力由大脑的不同位置完成：那些和生存本能（食物，恐吓反应，性等）相关的决定，通常是在低等动物就已经进化出的脑部边缘系统 （limbic system)来完成的；而和长远规划相关的思维能力则靠人类等高等动物才有的大脑皮层来完成。也就是说，那些能忍住本能，杜绝诱惑，多 等一会儿的孩子可能大脑发育得更完善，也更适合现代社会。不过也许在远古时代，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孩子生存能力更强些。
这个marshmallow实验让我联想到最近在中国和美国见到的一些科学家们，一些科学场上的事。
我最近在中国和美国连续参加了几个会议：（1）中国工程院程京院士主持的中国分子诊断大会（www.mdconf.org); (2) 我们哈森研究院和科学杂志合办的免疫组学大会（www.immunogenomics.com) ; (3) 多国科学家合作的童年糖尿病环境因素研讨会（TEDDY). 在十几天内连续参加在中美各地举办的会议，看到中国美国科学家的为人处事，让我感触很深。
中国的会，邀请了18个大会演讲者，13个院士。可算是阵容强大的高大上会议。不过院士们都几乎没有从头到尾参加会议的，都是来了就讲，讲了就走。没有人在 演讲后提问（很少），讨论，院士之间也不相互听讲，没有交流。给人的感觉就由上而下的，宣教式的单向信息流动。会议召集的很仓促，提前一两个月才把人员和内容定下来：
相比之下，美国的会议气氛完全不同：
250 多人的Immunogenomics会议在坐落在棉田中的哈森阿尔法研究院举办，主题是探讨把基因组工程中研发出的高通量（测序，芯片）技术应用到免疫学 研究上。来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法国，德国，瑞士，丹麦，芬兰，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地的科学家们。我们特意安排了室外野餐会，有当地十几家啤酒作坊提 供免费啤酒和小吃。第二天的晚宴在航天博物馆登月飞行火箭（实物）下面举行，主题演讲也是在那里举行。每个演讲过后都有很多提问，很多讨论。邀请来的 keynote speakers（包括大牌科学家，斯坦福的“Mr. T cell” Mark Davis等）没有晚到早走的，都认真听讲，热心解答 所有参会人员的问题。会议一年以前开始准备，主题演讲者也最先邀请好，会议程序按部就班从容完成。
华盛顿的TEDDY会议更有传统，这组科学家们就这个课题已经合作了快二十年！各国政府也为此投入2-3亿美金。
我在中美两国会议上的感受反差特别强：一边是“团结胜利”的大会；一个是“分歧争论”的小会。一边是“峰会”“高端”歌舞升平；一边是平民百姓借酒辩论。一 边是院士大牛被簇拥在高台上，被麻木地吹捧着；另一边是大家平坐在草地上，相互挑战，头脑风暴。一边是“跑部钱进”靠关系搞经费；另一边是享受实验过程， 陶醉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一边是恨不得找到捷径中的捷径；另一边则肯花时间为自己和他人铺路。
一边似乎是在用limbic system做科研项目，急功近利，寻求即刻的满足；另一边则能从长计议，把整个大脑都用上。
是什么使得斯坦福的心理学家们能沉住气，规划一个要通过几十年随访才有漂亮结果的实验？为什么在国内很少有科学家能耐住寂寞，扎扎实实地去搞几年，几十年的科研？
浮躁，跟风，投机的心态不是因为中国科学家的大脑不如洋人的发达，而是因为我们搞科学的大环境还不够优越。走出校园院所，外面的社会弱肉强食，科学家们不得不时刻处于求生存的状态和心态。这样的心态带到科学场上就免不了急躁，急功近利。
The Marshmallow Study还有另外一些结论：（1）让孩子等15分钟，这个决定跟孩子是否信任你 有关。如果他决定你不值得信任，那他就可能宁可把面前的糖先吃了。因为等待的结果可能是得不到兑现的许诺。所以，诚信，对求生存的人来说可能是奢侈品。 （2）定力是能够训练出来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都是影响定力的因素。如果能把“求生存”和“求发展”这两个概念平衡好，把眼前利益和长远 利益处理好，孩子的成功机会就会增加。
用limbic system去“想”事情，发热的大脑做出的决定（除非是对食或性）很难满足国家的长远利益。中国的科学家们心理素质不够好，不是谁的错，而是时代的结果。刚摆脱了贫困的国家，人们处于“求生存”的状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开始训练自己的定力，要懂得信任他人，习惯从长计议，多等十五分钟，就有两颗糖吃，就能有更优厚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