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在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国健），记者专访了吴辰冰博士。
一身得体的西服，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儒雅又不失威严，吴辰冰很年轻就在哈佛大学博得学术声誉，此后又长期做研发管理，是一个学者型的高管。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喜欢安静，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不疾不徐地轻声和我聊了一个小时，期间很少有手势，只有谈及哈佛岁月时，才兴奋起来，声调明显高了几度，眼睛里闪着光，看来那真是段令他开心难忘的时光。
吴辰冰，中信国健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官。中信国健，是中信集团公司和上海兰生国健药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
对于一个制药人来说，吴辰冰的履历很完整，在佐治亚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免疫学，又进入雅培做治疗性抗体研究，然后进入药物研发外包企业睿智化学组建了生物药物研发平台，最后到中信国健负责生物药物的研发。
从1997年博士毕业工作算起，吴辰冰在药物研发上已有了17年的经历。通过这些历练，对于上海生物药物的发展，乃至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吴辰冰有一线的观察和感悟。
病人的痛苦，促使走上药物研发之路
记者：毕业以后就从事研发？
吴辰冰：我在读博士时，一直想留校做研究，因为我性格比较安静，喜欢做一些研究，博士毕业后就去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我的导师是免疫领域非常有名的学者，如果想留在哈佛大学这样的一流机构里继续科研还是比较容易做到。
那时我正在研究一种XLP基因病的机理，需要病人到医学院来采样，每次都能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有一天，一个病人没来，后来医生跟我说他已经去世了。这件事对我触动挺大，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做药物研发，比做基础研究能更直接的帮助到病人。
后来，我去了雅培制药公司，专门做治疗性抗体的研究，这在我职业道路上的一个转折。
记者：博士和博士后读的专业不一样？
吴辰冰：对，本科是在华东理工大学完成，学的是生物化学工程；博士在美国佐治亚大学读的，专业是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但是当时研究的领域是内分泌。在国外如果读完博士再去读博士后的话，他们都建议你选择较为不同的一个领域，所以读博士时我选择了内分泌信息通道，读博士后的时候又把这一套完全抛掉了，进入免疫学。
记者：完全不相干的课程？
吴辰冰：对的，是非常不同的两个研究领域，这对个人成长很有好处，就是要你的学术和视野不是局限于很窄的领域，要有目的性的到另外一个领域拓展视野，否则知识面比较窄。
记者：学习压力很大吧？
吴辰冰：对，特别在波士顿做博士后的那几年压力很大，所有工作全靠自己，没有人会帮你。那三年自己设计实验、做实验，在实验当中出现的问题自己解决。他们说大学是打基础，我觉得读博士也是打基础，真正学的东西是读博士后的那三年。
记者：您读博士后时多少岁？
吴辰冰：我1989年毕业，工作了2年后，1991年出国读博。1997年到波士顿开始做博士后，刚好30岁。三年后就进入雅培，在雅培工作10年。
记者：在雅培您负责哪一块的？
吴辰冰：我是负责免疫项目的开发和一些技术的开发，在雅培做了十多年，那里工作的规范性比较强，特别重要是时间观念，不能像在学术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多久就做多久。
我觉得在工业界做过的人，对项目的发展、项目的管理都有比较好的训练，所以现在我们招项目负责人，或者比较资深的管理者，一般都是聘用有产业化经营的人。因为运作模式不一样，这个人既要学术上过关，又要懂得在公司的运作环境和项目管理的模式。
记者：你们引人才基本上还是从企业里找，科研院所不太多？
吴辰冰：科研院所的人才比较合适做早期的基础科研，我们愿意招科研新人，一般就是博士后做个三四年。这样他的科研思维可塑性强，更容易融入企业。
记者：项目靠企业，基础研究还是要靠科研院？
吴辰冰：对，企业和科研院所有所分工，都很重要，各有风格，企业更讲究协作和分工，科研院所更讲究个人的创造力，所以两家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都有差异。
记者：怎么想到自己做新药开发？
吴辰冰：我曾经做过一段技术外包服务工作，工艺做到了一定程度就交给别人了，有时候在旁边看着干着急，即便有不同看法，或者是开发的策略和我的想法有相左之处也没办法，毕竟是人家的东西，有他们的意图，你在旁边着急也没用，确实还是要自己做项目，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
我来之前中信国健的研发能力相对薄弱，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中信国健的研发系统有200多人，团队的实力大大增强了，特别是引进了几个关键的技术领军人才，使中信国健的研发实力大大提升。
记者：那你们新药研发的进展如何？
吴辰冰：我们现在上市的两个药和完成临床三期的三个药，都是属于生物类似物，但我们在研的十几种产品大概有50%属于完全创新的。
记者：研发团队从哪来？
吴辰冰：我们整个研发系统加在一起大概250人。一是靠引进，包括引进海外的人才，这样能快速建立研发能力。还有就是我们内部培养，特别是在公司工作很多年，对公司整个业务也比较熟悉，他们可以在自己技术方面，或者在一些理念方面快速提升。
记者：项目团队是怎么激励的？
吴辰冰：当一个项目达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时候，我们对项目的管理以及项目参与人是有一定激励的。大部分是采取荣誉和物质奖励结合的方式。当达到一个节点性的成果都有对团队的奖励。
新药研发环境充满挑战
记者：现在的环境和以前有什么变化？
吴辰冰：现在环境变了，竞争更激烈，而且现在市场比较乱，大家同时开发一类药的情况比较多，但在开发生物类似物方面我们有一定优势，毕竟我们早出发了将近10年，一些产品已经做完三期临床，马上就要推上市场的一些产品，而别人刚刚在报临床，完成这个过程需要5-7的年时间，所以我们有先发优势。以后的发展中，一定要有新药研发、有创新性、有知识产权，目前我们可以承受一点风险，可以做点新的东西。
审批时间过长对创新的资本压力很大。
记者：现在审批需要多久？
吴辰冰：一个生物药物从研究到上市目前需要至少10年。这当中，接受监管部门的审批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耗时的步骤。
记者：你希望怎么简化？
吴辰冰：现在欧洲的经验是在临床前开发注重质量，进入临床就做一个一期，或者直接做三期，二期可以跳过，整个开发过程大概就3年，也就是从申报到上市大概3年时间，再加上早期的临床前3年的研发，加起来就6年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表，如果超过10年肯定不合理，因为在国外即便新药的开发也不会超过10年，在中国做仿制药都超过10年的话，中国这个行业就会被淘汰，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对行业起抑制作用。
记者：医药研发代工（CRO）好像整个行业都不景气了？
吴辰冰：这个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可能需要整合了，就是强的更强，弱的更弱，有一些公司就会被淘汰了。
记者：那上海的CRO企业整合后会怎么样？
吴辰冰：药明康德应该还是老大，它的业务还处于比较健康的发展期。CRO从长远来说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有新的商业模式，不能只是你给我钱，帮你做事情，这个阶段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
记者：张江有不少企业是CRO，他们转升级做新药可能吗？
吴辰冰：比较困难，代工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完全不一样，除非有一个公司把它买断，把所有的对外业务停掉，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利益冲突，实验人员的分配就有问题，是做自己的项目，还是做别人项目。一旦开始做自己的药，别人就不大敢找你，客户担心信息流失，还有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你把好的资源全部放到自己项目上，做得最快、最好，别人的项目放一些比较次的资源，这样的利益冲突，没有办法平衡。一旦做了新药就没人再做找你做CRO，这对CRO是生死存亡的事，不能乱做。
需要哪些创新
记者：张江也有很多医药行业的外企，但这多药企好像对整个医药研发促进作用不明显。
吴辰冰：我觉得氛围毕竟是有的，而且人才的聚集也有了，可能合作还是不够。
记者：为什么？
吴辰冰：可能各自的方向不一样，在中国做研发的外企有的对专利还有一定的顾虑，其实中国的专利保护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跨国企业在中国搞研发，雇的员工大部分也是中国人，我觉得也应该视为中国创造的一部分，现在一些跨国企业你很难说他是哪个国家的公司，好多国家他都有分公司，他只要在中国能够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都是好事情。至少在人才积累、知识交流等方面，各类企业都有所贡献。但是我也明显感觉到国内药企在研发创新方面的崛起以及与之伴随的人才流动。
记者：相比较周边的江浙，上海生物医药的优势是什么？
吴辰冰：上海有浓厚的生物医药创新的氛围，对于企业合作、信息传播、人才流动很有帮助。所以药企一般会扎堆，这是有道理的，在研发很强烈的氛围中，能激发思路，不同公司之间要有交流合作。中国企业往往交流不够，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做大的，外国企业有很多也是从合作到并购才壮大起来的，中国企业不能只埋头自己做，不和外面沟通，这样不具备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有充分的合作。
记者：你怎么看上海的生物医药行业的前景？
吴辰冰：我觉得机会肯定是有的，而且前景还不错，生物医药行业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动态发展，不管是企业，还是项目可能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这个产业是可以做起来的，但有困难和门槛：
一是技术，国内生物制药特别是抗体大分子领域基本在仿制，少创新，基础科研匮乏。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关键的技术是掌握在国外企业的手里。 二是目前的监管和政策法规跟不上生物医药的发展，甚至起了抑制作用，需要在监管上要有新的导向，明确的政策法规。从临床实验到上市审批的整个流程，没有考虑企业的生存需要，时间太久。这对新药上市和研发成本都是很大的风险。三，产业的资金缺乏，不是中国没有钱，没有投资者，而是缺少有长期眼光、专注行业的有专业背景投资人。往往一个新药的研发到了开始花大钱的时候资金就出现缺口，不得不中断。中国缺乏有专业眼光的投资人群体，还是大公司买小公司，小公司靠国家扶持。
记者：这里的资本是懂技术的民间资本，不是说国家的资本？
吴辰冰：对的。国外有比较完善的风险投资环境，国内的风投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这不算是真正的风险投资。资金的导向要能指向创新，能代表趋势。这是政府不能替代的，政府资金要做自己的事，不能太讲究回报，不能把自己当成投资人。
我个人认为大学院所等研究机构不应该太讲究经济效益，学校不是做产品的地方，只有长远发展才能支持整个产业的发展，学术界搞好基础研究，药企的创新产业也就自然起来了。要让大学教授安心做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是很危险的。有了强大扎实的基础研究，我们的制药产业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