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5日，《自然》杂志在评价军事医学科学院60年成就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拍成电影，他的故事必定很好看，也一定很动人。”《自然》杂志所提到的这个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
投入遗传学研究
1962年5月，贺福初出生于湖南常德安乡的一个贫苦之家。16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复旦大学。贺福初说：“当年，我是穿着用化肥袋做的衣服到了上海的。”
复旦大学的遗传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其遗传学研究所所长谈家桢教授的导师正是遗传学之父、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摩尔根。“我是谈老的一名学生，所以自然也就投入了遗传学的研究。”贺福初说。
1982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贺福初来到北京，走进军事医学科学院。23岁获硕士学位， 36岁担任研究所所长，39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40岁晋升少将，41岁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并当选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主席，43岁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47岁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日子里，贺福初实现了一次次人生飞跃。
科学只承认第一
“科学只承认第一”，贺福初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上世纪80 年代，他把这句话贴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又将其制成大幅横匾挂在实验室最显眼的位置。
贺福初以此为志，向无数个“第一”冲击。从1989年起，他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分析了1000多份国外分子生物学文献资料；翌年，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分子水平上发育与进化相互关系与统一的“发育相关进化”规律性；1992年，他又分别观察到细胞因子与受体的“协同进化”和“协调进化”两种规律性；1993年，他再次揭示分子“减速进化”规律性。这4种规律性的发现，首次从分子水平上发现最基本的生命现象——发育与进化统一的重要证据，从而填补了该理论领域的部分国际空白。
“一生最大的幸事”
人生总非一帆风顺。1987年夏天，对贺福初来说，便是如此。当时，他已办好全部出国手续，但妻子因妊娠反应严重而不能成行，想到一别便是数年，贺福初未经准假就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几天后，当他赶回单位，等待的却是不许出国和通报处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时，著名的实验血液学家吴祖泽院士正在物色人手，准备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贺福初有幸成为吴院士心中的人选。“能与吴先生共事，成为他的学生，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贺福初动情地说：“我事业的成功是从那天下午谈话开始的。吴先生作为师长始终像父亲一样保护我，提醒我，使我及时调整方向，调整情绪，勇敢地面对困难。”
领衔世界级计划
2001年，贺福初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认真思考了自己新的人生目标。当时，基因组学是一个热点，各国科学家都绞尽脑汁想要分一杯羹。“然而，真正构成生物体系的不是基因，而是蛋白质。”他说，“我想也许我们可以确定肝脏中的所有蛋白质并解析其功能。”
2003年10月，贺福初院士担任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主席，并开始牵头组建北京（国家）蛋白质组研究中心。从最初的跻身国际社会，到在人类蛋白质研究领域二分天下占其一，再到领先世界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战略典范，标志着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冲出亚洲。国家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称赞贺福初开了中国科学家领衔世界重大科技合作计划的先河。
面对已取得的成就，贺福初坦言对未来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军事医学科学院能在生命科学的系列前沿领域更进一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行者。“我们属于人类，应无愧于众生；我们属于新世纪，应无愧于历史；我们属于医学，应无愧于‘白衣’的圣洁；我们更属于腾飞的中华巨龙，应无愧于生养我们的这方热土！”这是17年前贺福初在全国首届中青年百名医学“科技之星”颁奖会上向全国同道发出的倡议，他正用铿锵有力的步伐来实现自己立下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