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并没有平息对艾滋病社区活动家李虎生前的争议，那些批评在一位逝者面前显得更加刺耳。但当我们回视艾滋病人只能通过欺骗才能获得救治这一事实本身时，不得不感叹现实的残酷与讽刺。
2014年8月8日，艾滋病社区活动家李虎的追悼会在北京佑安医院爱心家园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参加者除了他的亲人、医生和生前好友，也不乏从广州、成都等地专程赶来的NGO工作者或得到过他帮助的感染者。在回忆他的事迹时，即使是从未与李虎谋面的人，也会说上两三句便泣不成声。
由于素未谋面，我只能通过众人的回忆去勾勒这个东北汉子：浓眉大眼，平头短发，身材魁梧，声如宏钟。李虎在2006年检测出感染HIV（艾滋病病毒），后来放弃经商，转而为HIV感染者做同伴支持，“我要告诉他们积极配合治疗，保持好心态，感染者一样可以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李虎是天津海河之星HIV感染者工作组负责人，但他广为人知则开始于2012年的“晓峰事件”。当年，晓峰被诊断为肝癌，在术前检查中被检测出感染HIV，医院因此拒绝为他手术，后辗转多家医院皆无法为其实施手术，无奈之下，找到李虎求助。李虎最终选择了后来为他招致无数骂名的方式——修改病例，隐瞒了晓峰HIV阳性的检验结果。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是在不知晓患者是一名HIV感染者的情况下为其手术的。尽管他们在术后第一时间让中间人通知医务人员采取检防措施，仍然得到中间人暴怒式的“一顿臭骂”。
三天后，李虎又主动将此事公布到网上，尽管可以得到部分理解和声援，但更多的声音仍然指责他们“自私”、“给医务人员带来感染风险”、“昧着良心更可恨”、“死了活该”，也有社群内的人谴责他们这种做法会让其他感染者遭受更严重的污名化。李虎甚至收到当地有关部门的警告，很多人要求他赶紧删掉微博，以免为自己招致“麻烦”。
晓峰得救了，李虎却被推至风口浪尖。尽管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前所未有的压力还是让李虎在那十多天里辗转难眠，他不停地网上浏览网民的反映，回复留言，参与讨论。
不知道李虎在那些失眠的夜晚可曾设想过医务人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是否会惶恐不安，但在李虎看来，除了用“找骂”的方式，呼吁社会关注艾滋病人手术难的残酷现实，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但李虎也并非自私之人，在他后来递交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感谢信”中，有一条便是出于对医护人员的考虑：“建议推动并加强培训医疗系统严格执行《普遍防护原则》，并建立对于因职业暴露而感染的医护、警察、疾控等相关人员的赔偿、补助鼓励机制”。
2012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李克强会见了12家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民间组织与国际组织代表，李虎也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见不仅奠定了李虎作为艾滋病社区活动家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也似乎总算为几天前那次饱受非议的倡导行动“翻了案”。
许多人知道，李虎在这次会见中向李克强递交了一份促进改善HIV携带者生存环境的政策建议书，但整个过程的艰难则鲜为人知。
李虎的生前好友告诉记者，这份以感谢信形式呈现的建议书经过了几十个人的修改，确保能够反映HIV携带者最重要的需求，并将其浓缩在一张A4纸上。会见当天，李虎将“感谢信”打印了好几份，分别折叠后藏到身上的不同地方，但还是被安保人员逐一搜了出来。不过李虎并没有放弃，他仍然在等待时机。李克强出现后，李虎不顾三七二十一，迅猛地从安保人员手中夺回一份。由于李克强越来越近，安保人员也不便与他争抢，这样，李虎才最终得以把这份带着众多感染者期盼的建议书带到李克强面前。据其好友介绍，李克强在阅读后说，你们在自己经受就医难的同时，还能为医务人员考虑，让我很感动。
卫生部网站发布的消息称，李克强在得知晓峰事件后即在11月21日亲自致电卫生部，要求保障艾滋病病人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不得歧视。两天后，卫生部发布《关于加强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落实首诊（问）负责制，严禁推诿或者拒绝诊治的要求。
“手术难”是HIV感染者在内地所遭受的歧视中的突出表现，更广泛的歧视则来自生活、就业、甚至求学等诸多方面。敢于冒险的李虎，也被困在此处。
他必须选择戴上鸭舌帽和墨镜保护自己。在被李克强会见后，央视对他进行了报道。面对带着鸭舌帽和墨镜的李虎，主持人董倩在节目最后感慨地说，十一年前当她采访另一个艾滋病人黎家明时，对方就提出对图像和声音进行处理的要求，十一年后采访李虎时的“一点点进步”是，声音可以不做处理。正如李虎曾说，关于近年来社会对艾滋病的态度，“变化是有的，但步子小了点儿。”李虎的步子迈得更大，也更为坚定。
一位曾与李虎在维也纳共同参加2010年世界艾滋病大会的人士回忆说，当年的会议主题是“履行承诺”，中国的与会人员共同制作了一个“中国政府履行承诺”的横幅，参加了在会议期间的游行活动。大家在兴奋与激动中四散开去，但李虎与另一个同行者自始至终高举着横幅，就像高举着他们的斗志与决心。
“愿天堂里没有歧视与不公。”这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送给李虎最后的祝福，也是众多HIV感染者未竟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