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兰迪·谢克曼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同时向公众宣告了决定抵制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三大科学类期刊：《自然》《科学》和《细胞》杂志。他指控这些“顶级期刊”对科学研究施以暴政。与此同时，谢克曼邀请其他科学家加入自己领导的抵制行为。
谢克曼暗示，这些顶级期刊出版或者不出版著作的决定，只是基于该研究有多流行，而不是根据研究的学术价值。他指出，这也是这些期刊的影响所在，它们实际上引导了进展中科研工作的类型。通过坚持它们自己的日程，发表那些将会被引用的著作，这些期刊鼓励在流行的学术领域内不成比例的资源投入。谢克曼不是第一个说出这些观点的人，但他是向公众如此表态的人里最著名的一个。他这样做的时候，仅仅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周之前。这也不是学术界第一次号召抵制这些权威期刊。在2012年，英国数学家蒂莫西·高尔组织了一场针对荷兰出版公司爱思唯尔——《细胞》杂志出版商的抵制运功。事件起因是该出版商向大学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大量期刊。
关于谢克曼，许多科学家都赞成他的观点——《自然》、《细胞》和《科学》的编辑们过于有影响力了。该意见被如此卓越的同僚又一次大声疾呼出来，自然更受欢迎。对于谢克曼的公正，人们赞誉很多，人们常说的评价是：“对于他来说，这么说很容易，他可是刚获得了诺贝尔奖啊。”
谢克曼坦率地承认，他的职业生涯和许多其他科学家们一样，因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受益良多。但成功后，他发现自己具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以他的地位，可以从他谴责的暴政中要求一定的自由。因此，他号召其他人加入他领导的抗议行为。
然而我怀疑，还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年轻研究者们能响应他的号召吗？
对于我的许多同辈来说——比如博士在读研究生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学者，《自然》《科学》和《细胞》一直代表了主要的职业目标，这些期刊能够对他们的研究进行肯定，并使之曝光。毕竟，世界第一次知道中子的存在、DNA的结构以及人类基因组的排序，都通过了这些期刊、杂志。尽管有抗议和抵制行为，这些令人敬仰的版面诱惑力依然强大。
但是，不仅仅是自私的个人满足驱使年轻科学家在这些期刊发表文章。科学家申请研究经费和职位的时候，被考量的不仅包括他们研究本身的质量，还包括这些研究成果发表于何处。拥有一篇发表于顶级权威期刊的独立署名的文章，能够给职业生涯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如果出版方需要在热门领域的光鲜成果，那这就是最可靠的获取经费和永久性职位的途径。这种现状一直在加强。这就解释了顶级期刊难以处理的影响力以及它们对于年轻科学家的影响。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科学家们在理论上支持抵制行为，却在行动上依然觉得无法加入其中。年轻科学家对于从事这种行动感到不安，因为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无法带来任何积极影响。每个加入抵制的决定都是单独作出的，并且每个加入的个体背后，都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人不会加入——要冒的职业风险太大了。
申请者在哪里发表文章比发表了什么内容更重要，只要这种懒惰的简单分析依然是决定经费和职位分配的依据，年轻学者就会依然不敢加入这次或者以后的抵制。
即使对于那些学生和博士而言，情况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要在哪里发表，尤其是当研究成果被视为有潜质“去更好的地方发表”时，往往最终就会与参与工作的资深科学家密切相关。在这个阶段，分歧很常见，许多年轻学生和博士的话语权很小，也就无法贯彻他们想要抵制权威期刊的想法。
我同意谢克曼所说的，这个体系需要变革，而且我也为他能够如此强硬地站出来而喝彩。这一抵制行为引发了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在科学家对问题的解决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战线正在铺开。只是对于那些年轻的、尚未证明自己的学者来说，他们只好站在中间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