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敏“造假”风波，引发社会对院士遴选与退出机制的再思考。日前，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海兵，他从2000年起关注中国院士制度中的乱象，并曾对中国院士制度课题立项研究。
应该建立一种淘汰机制、除名机制
“一个学术造假的人没有资格做教授，甚至没资格做教师”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被举报一事？
顾海兵：我觉得这是件好事，能暴露出目前我国院士制度的许多问题。
首先，在院士推荐方面，王正敏被举报院士申报材料造假，而当初推荐他的院士也承认对他并不熟悉，只看了推荐材料，听信了复旦大学的推荐意见，没有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了解，就推荐了他做院士。
院士的推荐应该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必须对候选人进行确切的了解。但许多院士推荐人已经脱离科研一线很久，他们不一定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尽管同属于医学学部，但不见得对每个研究领域都了解，并且可能也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把关，因此主要的依据还是候选人的材料和归口单位的推荐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单位在推荐，如果单位造假或失实，很难被发现。两院院士两年增选一次，在整个学术认定方面可能并没有留出足够多的时间让推荐人去判断。
其次，反映在处理上，过去几年，两院院士被举报抄袭、造假的事件并不少，但很少有涉事院士因此受到处理，最后往往都不了了之了。按中科院的程序，学部对收到的投诉，首先会转交给院士所在单位调查处理，但院士所在单位并没有内在动力去查明真相，总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形成了类似“官官相护”的网络，这也就使后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院士。既然不会严肃处理，中国的学术造假肆无忌惮。
这次事件中，复旦的调查的确难以让人信服，很糟糕的一点是，校方质疑举报人有不良动机。众所周知，举报内容与举报动机没关系，学校需要查明是否有学术不端事实，而不是去追究举报人的动机——这也是近年来一些高校的常用做法，把正常的学术不端争议，引向动机论，演变为个人恩怨。这就把关键问题搞偏了，把水搅浑了。
调查组的组成也值得探讨，仅靠复旦大学调查肯定是不够的，并且谁来监督复旦的调查？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并没有看到权力的制衡机制。我觉得必须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
记者：院士如果存在问题，是否应该有退出机制？
顾海兵：院士应该是一种终身的荣誉，它不是一个实际的职位或者职务，如同我们评选的劳动模范一样，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应该是伴随终身的。而无论退休还是退出，都只存在于实际职务和职位上。作为一种荣誉，“院士”不存在退休与否，但应该允许有院士称号的教授可以退休，而这些有院士称号的教授退休的问题应由其所在单位来商定。我们的一些院士早已不在教学一线工作了，让他们继续做教授是不合理的。
“退出”机制的说法并不规范，“退休”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退出”，失去投票权的荣誉院士可以理解为一种“半退出”。应该是建立一种淘汰机制、除名机制，对于不合格的院士，应该有相应的惩处，把没有资格做院士的人淘汰掉。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仍要接受严格的教学考核，如果课讲得不好，照样得下台。我国历史上也有过两名中科院院士被除名的情况，但一个是政治原因，另一个牵涉经济问题，据我所知，好像至今都没有院士完全因为学术问题被除名。
并且我觉得，如果真的存在学术造假，这就不仅是院士称号的除名问题了。这突破了做学者的底线，一个学术造假的人没有资格做教授，甚至没资格做教师。因此王正敏事件必须彻底深挖，查明真相。
国外“院士”不仅没工资 还要交会费
“在很多国家，科学学会会员只被认为是最高学术荣誉之一，而不是最高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
记者：你从2000年就开始研究中国的院士制度，作为经济学者，为什么会想到研究院士制度？
顾海兵：我的研究领域虽然主要是经济，但不局限于经济，我也关注学术和科研，因为我本身也是在搞学问嘛。十几年前，我开始关注院士的话题，因为当时我注意到中国有太多的院士，却有太少的科研成果，比如最能反映中国科学技术最高水平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多年空缺，而院士的选举却热闹非凡，可以说是没有战功却有战斗英雄，这种反差很奇怪。而且许多院士已经变成了“学霸”、“学阀”，垄断学术资源，阻碍了科技创新。所以我就想，能不能从学术的角度分析一下这种现象。
2003年，我的一个课题就是对国内外院士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我发现除俄罗斯外，国外是没有院士的，只有学会会员。从美、英、日、德、法等发达国家都没有大而全的实体性科学院，只有松散性的科学学会。但国内往往将其译为“科学院”，将会员译为“院士”，这是牵强附会。在很多国家，科学学会会员只被认为是最高学术荣誉之一，而不是最高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也不是最高学术称号。
记者：在待遇方面，国外的学会会员和中国的院士有什么不同？
顾海兵：在国外，会员身份是对他们科研工作的承认，同时学会为会员的科研活动和交流提供一些便利。我从没听说过诺贝尔奖得主们对外称自己是学会会员，他们只认为自己是教授或博士，别无虚衔。像美、英、德、法的科学学会会员没有工资只有补贴，而且要交纳会费
，或向学会贡献一部分资金。
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学会的会员每年要向该学会缴纳会费，如果连续三年到期不交会费，该会员就会被转为“荣誉退休会员”，就不再享有选举会员和选举高级管理人员的投票权；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也没有工资，会员所拥有的权利仅仅是获得学会刊物及享受学会提供的阅读图书、参考文献、手稿方面的方便条件。
相反，院士在我国不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还是最高学术称号，而且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到处把院士作为自己的头衔标榜，似乎高人一等，不是凡人。我国的院士均享受国家规定的院士津贴，为每月200元(免税)。院士所在单位也发放地方院士津贴，发放的津贴金额少则1000元/月，多则5000元/月。国务院还规定资深院士每人每年享有1万元的资深院士津贴，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此外，几乎已公认，院士相当于副部级，很多省市或单位给院士配车、医疗时享受高干病房待遇、配备秘书司机等等。并且，一旦当上院士，就是无可争议的学术带头人，参与各种课题申请的评委，对科研经费有了决定权，涉及的金额上千万上亿，所以，一些省市或高校、研究院竞相用高额科研启动费、安家费、年薪等来争夺院士。（记者注：济南大学2013年人才招聘启事，如果院士应聘，将“年工资待遇200万元以上，安家费100万元以上，免费提供住房，配偶调入”；贵州大学给75周岁以下的两院院士、“国家特支计划”杰出人才的待遇和科研经费支持为：每人一次性购房补贴150万元、首聘期专项科研经费500万元、科研平台建设费1000万元、年薪180万元。）
副部级待遇是对院士的矮化
“在美国，不会因为你获得诺贝尔奖就给你涨工资。并且，有什么功论什么赏，就事论事，一事一奖”
记者：有人认为让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体现了对对学术的尊重。
顾海兵：副部级待遇就是尊重吗？某某级别待遇本身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名词，将这样的名词强加给院士，我觉得是对院士群体的贬低和矮化，应该取消。只有院士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也是对其他搞学问的人的歧视，是一种特权，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要和待遇挂钩？在美国，不会因为你获得诺贝尔奖就给你涨工资。并且，有什么功论什么赏，就事论事，一事一奖。院士称号也只是一种历史的认定，认可你在过去取得的成绩，并不意味你的学术成就在现在仍是“最高”。有的学者在成为院士后已鲜有高水平研究成果，院士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家而不再是专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设立院士制度究竟还有什么积极意义？
记者：你认为中国院士制度乱象的根源在哪里？
顾海兵：存在致命缺点。因为院士代表着“最高”，又是终身的封号，这样一旦当选，就由凡人变成了神，“院士”其实就变成“爵位”的异化。院士所以能够神化，是因为这个专有名词背后，天然的有国家的力量。因为是“最高”，所以各地区、各部门都强烈要求在院士上“零的突破”，要争当学科“老大”，这样每一次院士评选都是一场内耗，并且评上的院士也有不少难以让人信服。信息的选择性公开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现在两院对新进院士的信息都是选择性公开，只公布了姓名和工作单位，但是职位和一些工作经历并不公布。可是只要查一查，就会发现许多人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的行政官员，校长、院长。高官和央企高管参选院士的情况也不少。在目前的体制下，他们比其他学者掌握更多的资源，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得课题、经费甚至学术成果，能够把行政权和学术权全揽。
没有一流成果 不如十年别选院士
“就像中国足球一样，水平都不到位，干吗还要选明星球员呢？”
记者：怎样才能把附着在“院士”上的权力与利益剥离？
顾海兵：首先就是改名，取消只能被神化的“院士”称号，用世俗化的“会员”取而代之，可以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改为“中国科学学会/中国工程学会会员”。
记者：仅靠改名就能改掉院士制度的弊端吗？
顾海兵：我不能说这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但它一定可以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名称问题很重要，“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名正才能言顺才能行果。就像中国有作家协会，很多作家以成为作协会员为荣，但作协会员从没有被神化过，因为“会员”是一个普通名词，代表着一种共同体。而“院士”是一个专有名词，本身就意味着他和其他人具有质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学术共同体的称号，它更多的是封建的爵位制度在学术上的表现。一旦改名，其实就意味着将他从神坛上请下来，进入普通的人间。
当然，改名只是一个前提，这个名称的背后还有很多利，因此最根本的应该修改院士章程，删除“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这样极端的表述方式，或者叫“最高之一”，也不可号称自己是国家认定的。如果不把“最高”删掉，院士永远都会被全社会非理性地追逐。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一旦这样标榜，它的成员就成为“学霸”，科学技术也就失去创新前进的动力。
当然科学院、工程院也应该变更为相应的学会，成为学术界的自治团体，不应再属于国务院序列，应该完全独立。在海外是没有哪个机构可以垄断学术团体、知识团体的。
记者：但撤销院士、修改章程这样的大动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顾海兵：对，工程院和科学院是不可能有改革的内在动力的，它们不可能革自己的命，只能靠外部推动，比如全国人大，它有权对任何机构提出质询。
其实我还有一个折中的想法，既然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不如暂停10年都不要再选新的两院院士。就像中国足球一样，水平都不到位，干吗还要选明星球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