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这个名字，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英国《泰晤士报》，还是法国《世界报》、美国《纽约时报》，以及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都刊发了这位 95 岁英国科学家当天去世的消息。诺贝尔委员会的网站也把他带着黑框眼镜的照片，放在了首页的显著位置。
桑格是谁？研究有多重要？假如没有桑格，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莉不会得知自己有乳腺癌缺陷基因，为曹操测DNA的工作也没法展开。甚至于，世界第一个人造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中国的诞生可能还要推迟好几年。
这位化学家的成就远不止此。他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第一次是1958年，他完整测定了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证明蛋白质具有明确构造；第二次是1980年，他发明的DNA测序方法“打开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大门”。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4个人这样幸运，桑格是其中唯一一个两次获得化学奖的科学家。1986年，桑格又获得了由英国女王颁发的“功绩勋章”。在英国，这被认为是最高荣誉，获此荣誉的人包括君王自己。
出人意料，在获得英国最高荣誉的同时，这位“人类基因学之父”拒绝了女王陛下的封爵，因为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老爷”。至于自己被各种奖章和荣誉填满的职业生涯，桑格谦逊地总结说：“我只是个一辈子在实验室里瞎胡混的家伙。”
一间被小白鼠包围的地下室, 成就了桑格第一枚诺贝尔奖章
在回顾工作经历时，桑格发现，从1940年开始读博士到1983年退休，自己可以说“一直在实验室里”。就连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选为名誉研究员，也没能让他离开，“因为他几乎从不去那儿”。
其中一间位于剑桥大学生物化学部地下一层的实验室，成就了桑格第一枚诺贝尔奖章。1943年，刚刚从剑桥大学博士毕业的桑格，开始为氨基酸进行排序。
这听起来就像“1+1=2”那么简单，可在当时，人们只知道蛋白质由19种常见氨基酸构成，却对构成方式一无所知。在序列中即使每种氨基酸只出现一次，19种氨基酸在一条肽链上可能的排列方式，大约有12亿亿种。
“如果你不相信算术，可以找出19个棋子，在棋子上依次标上1至19，看看你能把它们排列成多少种不同的次序。我保证，这个游戏你很快就会玩不下去的。”有人如此比喻这项工作的难度。
“这是一个费力的工作，而且很多时候根本得不到准确的结果。”对于这个并不被世人看好的实验，桑格坚持了10年。
在那间和别人共用的实验室里，桑格的工作台紧挨着关存小白鼠的实验笼。在这里，桑格用一种后来被称为“桑格试剂”的化学反应剂，确定了胰岛素中含有两种不同的肽链。然后，把分别含有21和30个氨基酸的长肽链分解成只含有两到三个氨基酸的短肽链，再用“桑格试剂”为每个短肽链确定头和尾的次序，最后，“像小孩玩积木玩具那样”把这些分解成碎片的肽链重新组合起来。
事后回忆这项研究，桑格也觉得“非常艰苦”。一种被他选来标记氨基酸的化学试剂，还因为影响到共用实验室的其他人，使他们的“生物制品全部变成鲜红色”，而遭到投诉不得不停用。
但桑格还是觉得这是他“工作过的最美妙的地方”。实验室对他来说，始终难以割舍。
1947年，桑格到瑞典著名的蒂塞利乌斯实验室访问。他偶然发现了一条证据，可能改变人们对胰岛素分子量和肽链数量的看法。激动的桑格立马把这一消息报告给化学家蒂塞利乌斯。这位前辈建议，桑格把这一结果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发给《自然》杂志。
这让年轻的桑格无法理解：“他根本就没做出任何贡献，我甚至都没见过他在实验室出现过。”直到退休，他一直坚持亲自参与实验，“而不是像有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把实验交给助手”。
在旁人看来，这位科学家除了做实验，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他尝试过英国相当流行的板球，但没多长时间就失去了兴趣。虽然拥有一艘船，但他很少去航行，大多数时候，只是坐着船到河中间静静地漂一会儿。
偶尔，他也会为自己无趣的性格感到寂寞。以至于实验室来了一个爱好唱歌的助手，都会让五音不全的桑格异常开心。有一次在招聘助手时，更吸引他的并不是对方的学术经历，而是推荐人在文末加上的一句话，“我想你会被他的幽默感折服”。
正是在那间被小白鼠包围的地下室里，桑格的成功测序使得人造蛋白质成为可能。1965年，世界第一个人造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中国诞生。如今，人造胰岛素已成为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手段。
“有些时候，重要的科学发现可以说是突然出现的——如果时机恰当，而前期研究也足够成熟的话，但您的发现却不属于这一种，测定蛋白质的结构是多年努力和辛勤工作的结果。”在授奖词中，诺奖化学委员如此评价桑格的研究。
参与管理事务太痛苦了，我更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实验室里
在桑格看来，虽然自己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里，却几乎没有遇到灵光一闪，就发现重大科学成果的时刻。“即使能够回忆起实验室里发生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也都是一些很小的进步”。面对前来拜访的人，他不止一次被问及是否是天才，回答总是尴尬的一笑，“呃，我想应该不是”。
从进入剑桥大学起，桑格就从未获得过奖学金，多亏了殷实的家底，才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据他回忆，自己的成绩是“中等以上但并不优秀”。当他得知自己在本科毕业的考试中获得了一等学士学位时，“感到非常惊讶”，并因此萌生了继续深造的希望。
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桑格参与一个新实验室的组建。这个隶属于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迄今为止总共诞生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参与创建的元老桑格，并没有担任太多职务。
“参与管理事务太痛苦了。”他向友人抱怨。
与此同时，他发现，人们更为关心那些可以决定氨基酸排列顺序的DNA。在参加一次蛋白质与核酸的学术会议时，他不得不坐着耐心听完相当长的关于DNA的讨论，才能开始对蛋白质的讨论。于是，桑格的研究方向转移至DNA的排序。
对于这位自认并不聪明的科学家来说，埋头于实验似乎是取胜的唯一法宝。为了探索DNA测序方法，他再次选择一条颇为艰辛的道路——后来被称为“桑格法”的“双脱氧终止法”。
“实际上是一种倒推的办法。当解不开这个谜的时候，就把他全部打散，然后从零件中一个一个地解决，再从这些零碎的答案中拼出最终的答案。”“瘦驼”简单地解释。他还开玩笑地说，桑格的测序法非常耗力，甚至现在，使用这种方法的科研人员还被戏称为“生物民工”。
“完全是浪费时间……得从头再来。”2007，当桑格的实验室笔记公开，人们发现类似的记录不断出现在笔记本页边。一篇来自《科学》杂志的文章说，如果一不小心，很可能认为这些记录“来自一个苦苦奋斗的研究生”。
1977年，桑格带领他的团队完成病毒phi X 174的基因测序，其中共有5386个核苷酸。而之前，人们所能测定的核苷酸数量，最多只有80个。
“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能获诺贝尔奖的研究，那些深奥的研究往往只能被科学精英看懂，而且最后或许会被安放在落满灰尘的书架上，”英国的《泰晤士报》后来评论，“这个来自剑桥大学的研究可能是通向科学终极目标的大门——通过搞清人体内每个基因的化学成分，书写生命的天书。”
在“桑格法”取得成功的10多年后，规模浩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实施，使用的正是这种听起来颇为繁琐的办法。后来，被美国科学家克莱格•凡特改进的，更为快速的“霰弹枪定序法”也要部分地用到桑格的方法。
“到2028年，或许科技对医疗已经无孔不入了，医生只需刷一下病人的基因身份证，病人DNA序列数据会在数秒内下载……而对于病人，则可能好坏消息各一半。坏消息是医生发现了他的致癌基因，好消息是根据这一基因，他会得到最好的量身定做的治疗方法，并且可能因此不会得病。”在《自然》杂志的网站上，有人谈及这个由桑格引领的基因学，如此畅想。
他的家中没有任何纪念牌匾或证书，连诺贝尔奖章都难觅踪迹
虽然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被评价为“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今后研究的方向”，但对于桑格的生活来说，它们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改变。
在他位于剑桥郡一个安静村庄的家里，墙上没有悬挂任何纪念牌匾或证书，壁炉上也没有摆放一张嘉奖状，甚至，这个装饰简陋的家中，连奖章都难觅踪迹。
“得到这些奖牌我很高兴，但我更为我的研究而自豪。”他笑着对记者解释，“你知道，现在许多人搞科学就是为了得奖，但这不是我的出发点。”
在英国的一家媒体看来，实验室以外的桑格“观点很幼稚”。由于不善言辞，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拒绝了大多数的采访，还拒绝了学校的教授职务。至今，虽然已经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但是桑格的名字前面仍然还是一个博士的头衔。
有一次，当剑桥的同事约翰•沃克向他讨教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为什么不再努把力呢？”这让1997年的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沃克感觉“受到轻视”。
甚至，科学家一贯擅长的读书和写作也很难让他提起兴趣。面对书本，他往往“翻两页就放下了”。而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潜心研究核酸的他大约10年未有著述问世。
“科学研究涉及交流、思考和行动三个方面，我更喜欢也更擅长后者。如果让我思考，我还勉强能应付，但如果让我去交流那就太难了。”1988年，桑格为自己写了唯一的一篇自传，其中总结说，“对于科学家来说，行动就是做实验。”
当然，即使在实验室里，也有桑格力不从心的时候。
上世纪60年代，诺奖得主的声誉为他带来了更加现代化的实验室和更强大的团队，这反而让他有些苦恼。有一次，他发现了进行DNA测序研究的团队里研究人员之间出现了摩擦，不善于处理这类问题的他只好选择视而不见，“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1983年的一天，正在实验室进行试验的桑格，突然觉得自己年纪已经足够大了，所以就停止试验，走出实验室，关上门，宣布退休。对于这个传说，他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呃，大概是这样吧，其实我几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一辈子呆在实验室里的桑格，人生就此转了个弯，专心呆在家里侍弄花园，直至2013年11月19日在沉睡中逝世。在此后的一次公开露面中，他告诉来访者，自己不仅要修花剪草，还要涂油漆，“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