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FT 和业界领袖组成的六人评委会选出了“50个塑造今日商业世界的观念”。这些观念十分多元，包括技术发明、社会变革、法律和金融工具。它们被归为12类：人、计算机技术、技术应用、全球化、消费者、能源、航空、金融、管理、生物技术、版权和工业流程。
以下为生物技术部分
生物技术可溯源至中世纪欧洲的药剂师和19世纪德国鲁尔山谷的染料与散装化学品生产商，但制药业凭借自身努力已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全球性工业。
生物技术的大多数突破是由学术研究人员与医生取得的，但制药业支撑了药物的商业化，为大幅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做出了贡献，其好处包括生产率提高等。
降低胆固醇与高血压的药物缓解了心脏病的威胁。针对哮喘、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手段已把使人衰弱的疾病转变成了更加可控的慢性病。现在已经有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治疗丙型肝炎的药物也很快就将问世。
制药业雇佣了数十万技能娴熟的员工，缴纳了大笔税赋，支撑了全球性的供应商生态系统，每年投入400多亿美元用于研发，通常会将销售额的10%至20%用于再投资，这一比重超过其他任何行业。
但大型药企也沦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取得新科学突破的速度已有所放缓，越来越高的监管及其他门槛增加了临床研发的成本。
销售定价更高、利润率更高的药物留下了一个需要填补的窟窿，而非专利药物竞争加剧、医疗服务业不愿为此埋单。
制药业正在忙着削减成本、重新审议定价政策，并把研发外包给高校以及较小的生物技术企业。
如何延缓衰老仍是一项重大的科研挑战，而大型药企也正在寻找延缓自身衰老进程的药方。
现代药品与生物技术
上世纪70年代，当格雷格•温特(Greg Winter)还是一名从事实验室工作的年轻科学家时，他认识到了使用抗体来治疗感染的可能性，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最终会达到怎样的商业化程度。
他把从老鼠身上获取的单克隆抗体(mAb)“人源化”，用来治疗疾病，同时不会产生过多的副作用。这一努力为现代药品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帮助建立了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并让大型制药企业起死回生。
最初，这种抗体大多用来治疗癌症。而现在，治疗乳腺癌和结肠癌的阿瓦斯丁(Avastin)等药物也使用了这种抗体。
现在单克隆抗体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和哮喘等疾病，其最重要的影响是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上，它促成了阿达木单抗(Humira)等畅销药的问世。阿达木单抗是首个完全人源化的单克隆抗体，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畅销药，去年创造收入逾90亿美元。这种成功突显出生物技术研发过程是多么的复杂、全球化和不确定，它依赖于学术和政府资助的研究，以及变幻莫测的商业研发支持。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为上世纪70年代塞萨尔•米尔斯坦(César Milstein)和乔治•科勒(Georges Köhler)分离单克隆抗体的原创性工作提供了资助——两人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Nobel Prize)。温特“人源化”了这些抗体，他的同事迈克尔•纽伯格(Michael Neuberger)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对此起到了帮助。迄今为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因此获得了约6亿英镑的专利使用费。
温特表示，传统的大型药企最初对单克隆抗体有所怀疑，努力研发这些开创性生物药品的是美国那些较小的生物技术企业，尤其是基因泰克(Genentech)和Centocor公司——后者现被称为扬森生物科技公司(Janssen Biotech)。
研发阿达木单抗的剑桥抗体技术公司(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ies)是温特自己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在2006年被阿斯利康(AstraZeneca)收购。后者随之将阿达木单抗授权给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生产。该药获得极大成功，以致于投资者担心它会破坏公司其他业务的稳定，这种担忧导致雅培去年将制药业务剥离出去，成立了一家名为艾伯维(AbbVie)的新制药公司。
现在，大型药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收购生物技术企业或将自己最有前途的产品授权给它们生产。这个由化学药品主导的产业在数年前还是岌岌可危，但单克隆抗体和其他生物药品为其注入了一针重要的“强心剂”。
高产农业
1798年，英国理论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预言，世界人口有朝一日将增长到超出地球供养能力的水平，一些人将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从而导致大范围的饥荒和死亡。
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要比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初的印度更有可能让这种悲观预言成真的了，当时，印度粮食产量的增长未能跟上人口的增长，印度政府不得不依赖外国的粮食援助。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两场干旱，更是让人们担心印度即将爆发饥荒。
但如今，印度已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种转变是“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成果。“绿色革命”为亚洲各地数百万小农户带来了高产杂交种子和其他高科技、集约化种植技术。
“绿色革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这两家慈善组织、研发新高产种子品种的国际农业研究机构、以及大举投资于化肥、灌溉网和农药的各国政府推动的。
许多亚洲国家由粮产量仅够维持自身消费的国家转变为粮产量有富余的国家，这创造了一些商机。嘉能可(Glencore)、ADM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来宝集团(Noble Group)以及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等大宗商品贸易商从小麦、油籽、糖等农产品的加工、储存、运输和分销中赚到了数十亿美元。
高产种子生产（主导者为孟山都(Monsanto)、杜邦(DuPont)和先正达(Syngenta)）、化肥和现代灌溉系统也有着很大的商业规模。
“绿色革命”招致了一些批评。在印度，许多人认为集约化耕种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并导致印度北部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同时许多小农户因投资了昂贵的种子而破产——如果没有足够的雨水，这些种子就无法生长。但由于“绿色革命”避免了马尔萨斯的可怕预言成真，人们当然有理由为之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