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大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长海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要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对难治性糖尿病、难治性高血压及难治性高脂血症有成功的治疗方案。现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会内分泌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糖尿病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慢性疾病控制专家组委员，《中华内科年鉴》内分泌专业主编，《中华糖尿病杂志》副总编辑，《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编委，《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编委。
在肥胖与糖尿病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居国内领先地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等。著有《实用临床肥胖病学》、《糖尿病》、《你能战胜糖尿病》、《甲亢》等专著，发表论文52篇，其中SCI论文14篇。
很多故事总是缘起偶然，邹大进进入医生这个行当，也同样归功于一次“阴差阳错”。
1978年对于邹教授而言无疑意义重大，那一年，他参加了高考。从小立志搞导弹卫星的他，在报考志愿上认真地写下国防科技大学，但由于军队学院的各个专业都在一起招生，结果邹教授被招到第二军医大学。从此，那个准备投身祖国国防事业的热血男孩，穿起了白大褂，成了一名悬壶济世的“白衣战士”。
而选择成为一名内分泌科医生，同样是一次因缘际会使然。“记得我做住院医生那会儿，肾病科、心脏科主任都想要我，而我那时恰好看了一本关于诺贝尔生理、医学获奖者的传记，发现里面有很多研究激素、胰岛素的学者都获奖了，我当时觉得研究内分泌一定很有意思，于是就选择了内分泌科。”邹教授说道。
从1983年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正式成为一名医生算起，邹大进身上这袭白大褂已经穿了整整30年。30年来救治了多少病患，挥洒了多少汗水，邹大进没有去计算也无暇去计算，因为他的诊室门前还有永远看不完的排队候诊的病患。但即便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来用，尽管每天的候诊病患都是满员，但邹教授说话却保持着不缓不急、字字清晰，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每一位病患把他的医嘱听得清楚、记得真切。
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地学习和钻研，不论在沪上乃至全国，邹大进都是内分泌领域声名响亮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在肥胖相关性的代谢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及其他一些血脂异常等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方面造诣颇深。
总结30年行医经验，邹大进认为，作为一名内分泌科医生，需要具备福尔摩斯一样的本领。内分泌科的特点就是要条理非常清晰，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善于抓住疾病的蛛丝马迹，运用推理，作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就很容易误诊。邹大进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个上了年纪的患者感觉心慌、出汗，之前被当作心脏疾病来处理，经他仔细甄别后才发现其是患上老年性甲亢。
除此之外，还需要把每一个病患当成不同的个体进行个性化治疗，即便都是糖尿病患者，胖的和瘦的患者治疗方案都有差异，不能千篇一律地处方。要当好一名内分泌医生，需要缜密甄别推理，步步为营。
糖尿病的中国状况
Q：您是内分泌领域的专家，请您给读者介绍一下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状况。
邹大进：目前糖尿病的流行形势越来越严峻，我国也已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流行的第二大国。目前在国内，2型糖尿病患者占总数的92%～94%，1型糖尿病只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5%不到。总体来说，国内糖尿病的发病趋势主要集中在2型糖尿病上。
1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一般是胰岛素的分泌严重不足，需要注射胰岛素，使用任何口服药治疗效果都不太好。而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比较复杂，有的是胰岛素不敏感，患者会分泌胰岛素，但是不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有的病程较长之后,也会缺乏胰岛素。
Q：您觉得我国糖尿病防治领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邹大进：在于医生不知道什么是标准化治疗策略，或者对标准化治疗策略略知一二，但在临床实践中贯彻不好，有时即使采用了标准化治疗，但是血糖、血脂、血压达标情况也不理想，正所谓“知而不行，行而不达标”。
一句话概括就是，虽然现在已有大量指南可供临床使用，但临床指南在临床实践中的执行较差。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包括针对医生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继而是医生对患者的健康教育，以及媒体的健康宣传，缩小指南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Q：目前中国的糖尿病患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实现血糖达标，三分之二的人不达标，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邹大进：这主要是因为对固定复方制剂的应用比较少，对于发病机制的处理不够完善。而使用固定复方制剂，可以使大多数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满意。
例如，拿磺脲类药物格列吡嗪和复方口服制剂捷诺达相比，使用后者的患者血糖达标率更好，更容易达到复合终点。使用捷诺达的患者体重下降，且基本没有低血糖状况发生。与此同时，使用捷诺达治疗对于胰岛功能的改善也是有利的，可以较好地改善β细胞功能，胰岛素不敏感的状态也会明显改善。
一项优化的高效血糖管理方案是：首先，需要针对糖尿病的多个血糖升高的病因起作用，仅针对单个病因作用不能达到要求；其次，要有利于恢复和改善β细胞的功能；第三，要提高血糖治疗的复合终点和达标率；第四，是耐受性良好，特别是不增加低血糖，不增加体重；第五就是服药简单方便，使病人能够比较容易进行疾病管理，同时性价比较高。
Q：近年来，2型糖尿病在青少年中的发病率猛增，其中最关键的致病因素就是肥胖问题，您觉得应该如何防住“小胖墩”？
邹大进：在大洋彼岸，现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就掀起了一场“战斗”，对手就是“儿童肥胖以及饮食健康”。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儿童的肥胖状况，预防健康问题，米歇尔在中小学推广“肥胖高危量表”，旨在了解孩子们的饮食习惯。
反观中国，目前我们还缺少积极有效的糖尿病防控手段。“防住小胖墩，就是防住糖尿病”，不该是一句口号，必须落到实处。我觉得应该学习美国，在学校推广量表，从小限制高危人群的发展。同时，要干预孩子的生活方式，鼓励其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与成人2型糖尿病一样，对儿童及青少年2型糖尿病患者也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尤其是对高危人群，如超重合并以下任意2项指标：有家族史；高风险种族；胰岛素抵抗特征；母亲怀孕时有糖尿病史或诊断为妊娠糖尿病，要定期筛查。一般每隔3年筛查一次糖尿病，还要不定期进行身高、体重、血压、血脂、血糖的检查。
Q：您担任长海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以来，在治疗肥胖性糖尿病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邹大进：我接手长海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之后，进行的学科研究主要集中在肥胖相关性的代谢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以及一些血脂异常等等。目前长海医院的这个学科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比较前沿的，也比较领先。
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对手术治疗糖尿病以及肥胖糖尿病如何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且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做了肥胖性糖尿病治疗现状的调查，调查发现，国内肥胖性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并不是很理想。中国以前肥胖人不多，最近这十几年，肥胖人数大规模上升，肥胖也是2型糖尿病爆发的巨大推动力，在早期肥胖阶段就要积极控制，未雨绸缪。
Q：您是手术减重治疗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您如何看待其效果以及该项手术目前在国内的发展情况？
邹大进：手术针对的2型糖尿病是少部分特别肥胖的患者，对于这些患者，从临床研究结果出发，手术治疗比内科治疗效果要更好。这些应该开刀的糖尿病患者大概为5%～10%，但目前在中国这类手术有扩大化的趋势。民营医院和外科医生都很热衷于这种手术，因为简单的减重手术盈利较高。
我认为不应该滥用这一技术。临床医生在开展该手术时，应按照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制定的手术治疗糖尿病专家共识，严把适应症，反对手术治疗适应症扩大化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良好的手术效果。另外，开展手术治疗糖尿病，不仅要考虑血糖问题，还应观察降低体重、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调脂、降压等效果。因此，若仅为缓解糖尿病或使血糖恢复正常，不一定需要手术治疗。
力推个性化治疗
Q：美国糖尿病学会和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联合发表关于“2型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管理的立场声明”，该声明首次提出临床决策应以患者为中心，对此您如何看待？
邹大进：控制血糖对减少微血管并发症可能有益，但前提是不能发生低血糖；对于大血管并发症，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血糖控制有任何改善作用。所以对于每例糖尿病患者，在设定血糖控制目标时，一定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目前认为制定血糖控制目标主要根据4种因素：（1）年龄：>65 岁者的血糖控制目标要放宽。（2）药物种类：如果选择的药物不易导致低血糖，则可以适当严格控制；若使用胰岛素、磺脲类药物，血糖控制目标要放宽。（3）并发症：若存在并发症，控制血糖对并发症改善并没有太大的益处，应放松目标；若无并发症，则要严格，以预防并发症。（4）治疗过程中是否发生低血糖：如果发生过低血糖，则要放宽；如果未发生过低血糖，且患者未出现不适，则可以控制得较低一些。
总之，血糖控制目标应个体化，要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区别对待，切忌“一刀切”。
Q：行医30年，想必您有很多感触和体会，您有哪些方面的经验最想跟青年医生们分享？
邹大进：每一位糖尿病病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都要把他当作一个个体化病人来看待，而不是一看到是糖尿病患者，就马上开同一个处方。
在为患者设计治疗方案时，首先要设计一个适合他的糖化血红蛋白的目标值，而不是任何人都是一个样，老年患者跟年轻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的目标值是不一样的，年轻患者要控制严格，老年患者稍微宽松一点。其次是要了解其患病机理是以胰岛素抵抗为主，还是以胰岛素分泌不足为主，还要结合他的体重、血压、血脂等进行综合考量。这样才能找到适合这个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现在很多年轻医生就是千篇一律地开一种处方。
在给患者选择治疗方式上，首先要有效，降糖效果显著，在既定的时间能够将血糖控制在标准之内。安全，就是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同时不要引起低血糖，还要留意禁忌症，比如磺脲类药物就不能应用于磺胺类药物过敏的患者。方便，决定了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过于繁琐的服药方案，常使患者顾此失彼，而不能很好地执行治疗。经济，就是要照顾到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不要选药太贵。
目前，糖尿病治疗已经进入到比较成熟、规范的阶段。糖尿病三分治疗，七分调理，医生只占三分，重要的是患者的自我管理。所以，科普工作很重要，一石击起千层浪，“上医治未病”就是对医学工作最好的诠释。
快乐行医
时光总是转眼即逝，一瞥间，邹大进在医生这个行当已经默默干了30年。
30年前，一身笔挺的军装，一副壮志豪情的热血模样，他从第二军医大学的校门走出，走进另一座同样神圣的殿堂，开始了那一趟不曾止步的救死扶伤之旅。
30年后，不敢说他惊艳了时光，但至少他无愧于那份初心。那袭白大褂他依旧披在身上，他依旧每天忙碌着为每一位病人仔细诊断，并为其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
如果说，30年行医路他收获了什么，我想，那些被治愈的病人所展露的微笑，那些他苦心孤诣钻研并取得的学术成就，都应该在列。当然，30年的不懈努力，也让他收获了不少斑驳的白发。
“几年前我得了高血压，在很多大医院看了都没有效果。后来经邹教授检查后发现，我得的是嗜铬细胞瘤，经过治疗之后的我，血压都能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很感谢邹教授！”这段话是网友的病被邹教授治愈后，发表在医药网站上的感谢留言，而类似的留言还有很多很多。
我想这些网上的感激之言，对于紧跟时代脉搏,时常上网的邹教授而言，应该是有看过一些的。要知道，邹教授的微博粉丝已经逼近一万。每每从网上看到这些回馈时，邹教授的心里总是暖暖的。
这30年行医路上，邹教授是快乐的。而他的快乐秘方无他，在于助人为乐——不要认为你的工作在恩赐予谁，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得到满足和快乐；在于自娱自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喜欢看大片、听音乐、或是三五朋友小聚聊天，在其中放松身心，驱走劳累；在于比较快乐——当不顺利想不通的时候，去看看那些身在危疾中的人们，一样顽强地活着，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应该快乐地活着，然后没有遗憾地离开，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