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多利羊之父威尔穆特（Wilmut）？”2012年10月18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经公布，国际学界和媒体随即提出这样的疑问。
因“发现成熟细胞能够通过重新编程而具有多能性”，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宣布将201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籍科学家约翰•戈登（John B. Gurdon）与日本籍科学家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
在该研究领域内，威尔穆特是一位明星级科学家，对于他的落选，不少同行感到遗憾。然而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他的落选并不足为奇。
早在1962年，戈登用青蛙小肠细胞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这一被改变的卵细胞发育为蝌蚪，并最终成长为一只成体青蛙。根据这一实验，戈登提出细胞可以“重编程”的概念，初步证明已特化的成体细胞可以逆转，并且能够利用它重新孕育生命。这成为克隆技术的基础。
起初，戈登的成功被怀疑只适用于低等动物，高等动物的细胞分化程度更高，意味着细胞重编程到未分化前的状态更为困难。
在戈登突破性工作的基础上，1996年，威尔穆特在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率领一个团队，宣布首次完成了对哺乳类动物的克隆：一只与美国著名乡村歌手多利•帕顿（Dolly Parton）同名的小羊诞生。
多利羊的诞生引起世界轰动，作为研究项目负责人，频频现身媒体的威尔穆特由此被称作“多利羊之父”。
早在2002年，我国生命科学家饶毅曾在“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名单中，列入戈登和威尔穆特两人，2006年又在同一项工作下加入山中伸弥的名字。
2008年9月，威尔穆特与多利羊的共同缔造者基恩•坎贝尔（Keith Campbell）以及山中伸弥共同获得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在上述背景下，威尔穆特错失2012年诺贝尔奖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对此，最为直接的解读是，传统克隆技术产生了巨大的道德争议，这正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所极力避免的方向，因此不会特别强调克隆技术本身，威尔穆特的成就由此不在考虑之列。
更为激烈的评价则认为，威尔穆特的研究算不上关键技术，既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也无实际的应用前景，并且多利羊的出现本身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它的成活在大量失败的基础上还要加上幸运。”
威尔穆特本人也曾公开承认，多利羊是个“幸运儿”。他们在漫长的实验过程中共使用了277个卵子，但只有一个存活下来，这就是后来的多利。
因此，有人认为威尔穆特实验研究的地位被夸大了，“科学价值并不因为媒体追捧或者冷遇而增减”。
值得一提的是，在为多利羊实施“安乐死”之后几年，威尔穆特也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山中伸弥开创的诱导多能性干细胞领域，甚至认为这一突破已使饱受伦理争议的克隆技术成为历史。山中伸弥的工作，使得生命逆转的技术完成了从克隆到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发展过程。
外界对于威尔穆特落选原因的各种推测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谁才是克隆羊之父”本身就一直充满争议。
2005年11月，威尔穆特被其前亚裔同事普瑞姆•辛格指控，理由是他涉嫌种族歧视并非法解雇普瑞姆•辛格，窃取多利羊研究成果。
令人意外的是，当他在法庭上被问及“我没有创造多利羊”这个表述是否正确时，威尔穆特的答复为“是”。
威尔穆特承认，多利羊的诞生，66%的成果要归功于同事坎贝尔，之所以自己署名为第一作者，是因事先已和坎贝尔达成协议。威尔穆特是多利羊研究项目负责人，坎贝尔则是在1991年以博士后身份进入罗斯林研究所，参与到该研究项目中，完成了很多具体工作。
在学术界，这种研究分工事实上很常见。研究项目负责人提出构思、寻找经费，找到合适的研究人员完成具体工作，并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威尔穆特共事多年、熟悉多利羊研究的艾伦•科尔曼（Alan Colman）曾在《自然》杂志撰文称，多利羊论文的署名并无不当，威尔穆特也公开肯定了研究团队的其他人，特别是坎贝尔的贡献。
在领取邵逸夫奖时，威尔穆特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发言：“我们很高兴代表整个研究团队，而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接受这个奖项。像这样的研究，需要各有专长的人通力合作。”
尽管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只宣布科学家的获奖理由，而不会对某位科学家未获奖作出辩解，外界还是从不同侧面猜测出威尔穆特落选的各种原因。
相比之下，最为温和的说法是，囿于诺贝尔奖每次一个奖项不得超过3位获奖人的硬性规定，评委会可能以舍弃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作为简化问题的一种办法。
面对媒体提问，戈登获诺奖之后曾表示，如果威尔穆特能够与他一起得奖，“将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