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出生缺陷发生率约5.6％；每年16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中，约有90万出生缺陷儿。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和高龄产妇增加，专家预计未来数年出生缺陷率可能进一步升高。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呼吁，应在今年9月公布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基础上，启动全国性出生缺陷免费筛查防控行动，大力推广基因检测等先进防控技术，从“源头”上确保“健康中国”战略有效落地。
出生缺陷持续高发 “健康中国”面临挑战
两个月前，45岁的嘉兴市民叶发荣冒险生下第二个孩子。“二胎”女儿降临之时便担负着一项重要使命：用脐带血救她患有地中海贫血的哥哥。
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是一种珠蛋白基因缺陷导致的溶血性贫血疾病，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需要长期输血维持生命；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能根治地中海贫血的方法，但手术费用高达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只有1％的患者寿命超过20岁，接近一半在5岁前夭折。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程京告诉记者，“地贫”多发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由于人口流动加快，“地贫”正呈现向北方地区蔓延的趋势。
《中国地中海贫血防治蓝皮书（2015）》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地贫”基因携带者约3000万人，其中重型和中间型“地贫”患者约30万人且正以每年约10％的速度递增；广西“地贫”基因携带者超过20％，广东达到16.83％。
10年前，舞蹈“千手观音”火遍全国。很多人记住了这些特殊演员的精彩表演，却对她们“耳聋”的原因知之甚少：这21位舞蹈演员中，有18人都是误用氨基糖甙类药物“一针致聋”。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100人中有12人是耳聋基因携带者、每1000个新生儿有二至三名聋儿。程京指出，并不是只有耳聋残疾人才会生育聋儿。临床数据显示，90％的聋儿的父母是听力正常的，100个听力正常人中，就有6个人存在耳聋基因缺陷，如果同一类型的耳聋缺陷者结为夫妇，他们生育聋儿的几率远远高于普通人。
程京介绍，致聋原因分为先天性、迟发性和药物性三种，所有致聋因素中有60％为遗传因素所致。“未进行产前耳聋基因筛查、未有效指导迟发性耳聋患者安全用药，是耳聋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他呼吁，应重视致聋原因的科普，做到早筛早诊早干预，尤其在小孩刚出生甚至在娘胎时就要做耳聋基因筛查。
第三军医大学遗传学教授、重庆西南医院妇产科产前诊断中心主任姚宏说，除了“地贫”和耳聋等单基因遗传性疾病外，染色体三体也是导致出生缺陷高发的重要因素，常见的有21三体，即唐氏综合征，表现为智力低下，每年全国新增“唐娃娃”超过2万人；13三体，即帕陶综合征，表现为早夭，平均寿命仅130天；18三体，即爱德华氏综合征，表现为发育迟缓、畸形等。
“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出生缺陷防控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社会对此认知仍严重不足，高龄产妇增加也加剧了出生缺陷风险，这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高人均寿命绕不开的难题。”姚宏说。
基因筛查优势明显 推广面临两大难题
我国出生缺陷监测项目开始于1986年，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方案，监测对象为在监测医院内住院分娩的孕满28周到产后7天内的围产儿（包括活产、死胎、死产。不包括孕28周后的计划外引产）。目前出生缺陷监测的种类有20多类，包括无脑畸形、联体双胎、先天性心脏病等。出生缺陷监测对了解出生缺陷发生情况、变化趋势和发生原因非常重要。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基因技术快速发展，单基因、多基因和染色体变异等遗传性出生缺陷完全可以通过基因筛查技术进行防控。
程京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已经有博奥生物、华大基因、贝瑞和康、达安基因等从事基因检测的企业，其中一些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总裁张治位告诉记者，其开发的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通过抽取孕妇血液来分析胎儿基因信息，能筛查287种儿童单基因遗传病，涵盖“地贫”、先天性代谢缺陷、新生儿肌张力低下、源发性免疫缺陷等常见遗传疾病；“染色体异常检测基因芯片500＋”，能一次性检出509种致病性染色体异常，是全球染色体病监测种类最全的基因检测芯片。
同时，基因检测相比传统的筛查方式优势明显。姚宏告诉记者，目前各地普遍采用物理方法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存在漏筛、误筛等不足，也不能检测出迟发性、药物性耳聋，每年我国新增聋儿中约有一半未能在物理筛查中检测出来；物理筛查只能对新生儿进行筛查，无法将干预手段提前至婚前、孕前和产前。对于染色体异常检测，传统的羊水穿刺不仅给孕妇带来心理负担，检出率不足70％并伴随有5％以上的假阳性率，还存在流产风险，而无创产前筛查（NIPT）只需抽取5毫升孕妇血液进行检测，检出率可达99.9％。
虽然基因检测有诸多优势，但目前在应用推广中仍面临社会认知和费用两大难题。
湖南郴州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雷冬竹告诉记者，去年郴州市产前诊断中心筛查出34对重型“地贫”基因携带夫妇，其中有4对夫妇因经济困难拒绝接受产前诊断。“按照平均几率，这4对夫妇中会有1对生出重型‘地贫’患儿。”
“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家庭，连常规产检都无法保证，甚至仍存在一对夫妇连续生育多个缺陷儿的极端案例；即使在大城市，人们对基因检测的认知也严重不足，检测项目不尽周全。”姚宏说，目前全国只有109家大型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极少数第三方机构提供基因检测服务，覆盖区域和人口有限。
“我们的产品进入一个省份之前，都要去物价、社保等部门跑‘价格’和医保，但这些部门对基因技术知之甚少，沟通起来费时费力效果不佳，到现在也只进入了少数几个省份，价格还不一样，医保也没着落。”张治位说，如果不推广应用，再先进的技术都只能束之高阁，进而影响产业发展。
建议政府采购服务 全面推广产前基因筛查
据一份2006年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听力残疾居各类残疾之首，占全国残疾人的31％，每年新生聋儿超过3万（不包括迟发性聋以及药物性耳聋）。姚宏告诉记者，在我国正常人群中，遗传性耳聋基因携带率达5％左右，因此仅仅依赖于聋人的筛查和干预不足以从根本上阻断遗传性耳聋在整个人群中的传递和发病。
美国2006年报道了9名于1994至2002年间出生于各州的患儿，这9名儿童均通过了采用标准听力学技术的听力筛查，然而在12至60个月之间被确诊耳聋，且这9名患儿都携带有耳聋基因。姚宏说，部分遗传基因致聋疾病，新生儿出生时听力可能是正常的，以致于新生儿常规听力筛查无法检测出来，但基因筛查可以弥补听力筛查的缺陷。
“目前人口流动性大，很多聋病患者的发病都是散发的，夫妇在生育前进行基因筛查，可以避免家庭痛苦和负担，这非常迫切！”姚宏言辞恳切。
张治位介绍说，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16个省份以政府采购博奥生物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对160多万新生儿开展了耳聋基因筛查，检测出近6万新生儿携带耳聋基因，直接干预超过3万人。如果这项技术在全国推广，每年可直接干预约30万人发生耳聋。
“一名聋儿一生消耗大约70万元公共卫生资源，而目前耳聋基因检测成本只有200元且还有较大降价空间；按照每年1600万新生儿计算，全面开展耳聋基因检测每年费用只需几十亿元，但可减少近3000亿元公共卫生资源消耗，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沈晓明说。
虽然基因检测的“卫生经济学”效益可观，但只有北京、广西、广东等地以政府买单、群众自愿的方式免费提供了部分产前基因筛查项目；同时，各地各项检测的价格、政策标准不一，如福建NIPT检测定价为1400元，而四川定价为2400元；少数省份将NIPT、耳聋、“地贫”等基因检测纳入了医保范围，有的省份针对特殊家庭提供免费检测，有的则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但大多数省份尚未出台相关政策。
程京表示，通过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否携带缺陷基因。如果在两三岁以内最佳的干预期进行干预，尤其一生下来就做基因检测，对于先天性耳聋患者，尽早配备电子耳蜗或助听器，即便孩子已经耳聋了，在语言发育期进行及早干预，他就不会又聋又哑，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交流。
而对于药物聋敏感个体发放一张‘用药指南卡’，看病时给医生出示这个卡片避开禁忌药物，那么这个孩子就不会聋了。程京说：“尽管在北京等城市已经将耳聋基因筛查项目列入民生工程，但目前接受耳聋基因筛查的孩子还是凤毛麟角。”
针对当前各地政策有别、标准各异的现状，程京、姚宏等专家建议，应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对统一的政策标准，以政府采购服务方式全面、免费推广产前基因筛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可各负担一定比例的费用支持推广NIPT、耳聋等基因检测，“地贫”等区域性遗传病基因检测可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
此外，专家还呼吁加大对产前基因检测的宣传力度，增强社会认知度、接受度；合理增加提供基因检测服务的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加快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在帮助降低出生缺陷的同时促进基因产业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