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支疫苗背后都是巨大的投入”
2015年2月15日，中国医药集团旗下中生股份所属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所）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完成交付178.9万人份乙脑减毒活疫苗（以下简称乙脑疫苗），这是UNICEF首次向中国采购疫苗，发往老挝。
疫苗是桩大买卖
直到此时，成都所国际贸易部经理杨陵江才意识到，这不再只是一笔寻常的疫苗市场采购生意——过去10年，成都所花费近8年通过了这支疫苗的国际化产品“预认证”；又花了2年，它完成了第一笔UNICEF的订单。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唯一一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疫苗预认证的疫苗。所谓“预认证”，即WHO于1987年推出的“疫苗预认证体系”，以确保向国际疫苗采购平台供货的供货商产品安全和符合标准。
疫苗是桩大买卖。在疫苗生意中，UNICEF扮演着目前全球最大的疫苗集中采购商角色，它每年代表100个国家进行疫苗采购，其数量约占发展中国家总需求的40%。根据英国制药和生物科技行业预测及分析公司EvaluatePharma2015年6月发布的一份疫苗市场预测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疫苗销售市场为263.8亿美元，预计在2020年能达到347.27亿美元。
但由于近年来全球制药巨头多占据高端疫苗市场，对低利润传统疫苗市场的关心逐渐减少，而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传统疫苗需求量却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的疫苗需求占全球疫苗总需求的80%，这使得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疫苗生产商获得了发展空间。2014年，中国疫苗仅占全球疫苗销售市场份额的7.4%。
像疟疾、登革热这样出现在热带、亚热带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早已不是发达国家生产疫苗重点
乙型脑炎是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据WHO统计，乙脑几乎在所有亚洲国家都有发生，全球近30亿人口生活在乙脑流行区，这些流行区每年新生儿约7000万。乙脑病毒每年至少造成50000例临床病例，多数为10岁以下儿童，导致约10000人死亡，另有约15000例病例留有长期的神经精神性后遗症。
由于尚无有效治疗方案，接种疫苗成为预防该疾病流行最有效方式。作为中国西南六省、市、自治区计划免疫协作中心，1958年建成的成都所是中国计划免疫事业版图上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六大生物制品研究和生产基地之一。该所研制的乙脑疫苗在国内生产，在国内销售并实现出口。截至目前已生产超过10亿剂，为数亿儿童提供有效的免疫保护。
据WHO统计，乙脑在中国的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发病率从1990年的2.5/100000下降至2004年0.5/100000以下。这支疫苗也引起了美国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乙脑项目组的注意，该项目组一直在全球寻找适宜的疫苗。
复杂的疫苗市场
与此同时，成都所也希望将这支疫苗推向国外。“当时多数厂家都是为了供给国内需求，但是我们觉得这支疫苗很好，可以保护更多的生命，所以我们想把它推到国外。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产品。”杨陵江说，该疫苗在印度、尼泊尔等国获得了上市许可。但它无法进入更广大的市场。这正是疫苗生意的尴尬之处。
杨陵江介绍说，疫苗是一个高投入、高门槛、高风险、长周期的特殊行业，“每一支疫苗背后都是巨大的投入”。通常情况下，新药研发一般需要投入至少10亿美元，但一支疫苗的平均开发周期在10到15年左右，同时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管理，这导致其中投资回报风险系数很高。
但是，一支国内得到生产许可的疫苗在其他国家销售要先到目标国家注册，获得注册前需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上市使用前要执行严格批签发制度，在接种前、接种中、接种后也有规范化要求。“疫苗产业不是你多撒点广告销售就能上去的普通商品。它和政府的免疫计划密切相关。”杨陵江说。
另一方面，世界上却仍存在大量接种疫苗需求无法满足的市场，全球疫苗市场需求并不总是得到满足。不同国家针对的目标群体不一样，所以优先开发的疫苗品种也不一样。“发达国家疫苗厂家开发的疫苗主要是为供给本国市场需求的，而类似乙型脑炎是主要出现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她说。
然而普通人对此并不熟知，包括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1997年，时任微软公司CEO的盖茨给《纽约时报》打电话，想纠正一则新闻错误，因为其中写到，非洲每年有50万孩子因轮状病毒（一种致婴儿胃肠炎的病毒）而死于腹泻。但这种病通过注射疫苗就可以轻易预防，在美国已经几乎没有新生儿因此死亡。
在疫苗领域，盖茨基金会发起创立了代表70多个国家疫苗需求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盖茨坚信50万绝对是“笔误”，而事实上，轮状病毒的确是非洲五岁以下小孩死亡的主因。这也恰好折射出疫苗市场的困局——像疟疾、登革热这样出现在热带、亚热带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早已不是发达国家生产疫苗重点。它成为市场忽视的洼地，很少有资本会流入这个不划算的投资领域。
“盖茨说自己在微软的时候是市场经济的忠实信仰者，但后来发现市场上的需求只是那些被表达和重视的，大部分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人仿佛生活在市场之外的隐形世界中。”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说。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盖茨2000年创立盖茨基金会。“慈善的本质是实现系统性的改变，而商业是它可以运用的一个工具。”李一诺将这种模式称为“催化式慈善”。
在疫苗领域，盖茨基金会发起创立了代表70多个国家疫苗需求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通过统筹全球贫困国家疫苗接种需求，经由UNICEF协助采购，一方面力求为全球最贫穷国家儿童提供疫苗，另一方面通过创新的融资机制，保证可持续的资金投入，目标实现“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统性改变”。乙脑正是其中一例。2003年PATH成立的乙脑项目组同样接受该基金会资助。
在不同国家，目前大规模使用的乙脑疫苗主要包括鼠脑提纯乙脑疫苗、细胞培养的灭活疫苗和细胞培养的减毒活疫苗三种。其中日本主要的鼠脑提纯乙脑疫苗制造商最近停止了这种疫苗的生产，而由其他制造商生产的这种疫苗的质量则受到一定限制。
成都所生产的乙脑疫苗在1980年就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俞永新院士带队研发，1990年获得国家正式注册许可使用至今。考虑到疫苗效果和价格，并通过2004年和2005年两年的实地考察比较，成都所的乙脑疫苗被PATH选中成为项目目标疫苗。
出口困难重重
但这支中国疫苗销往国外的最大阻碍是——它没有通过WHO的预认证。按国际疫苗的采购程序，GAVI为疫苗需求提供订单，通过UNICEF统一采购，但企业的疫苗产品要想进入联合国采购目录，必须经过WHO的“预认证”，而企业如需向WHO申请预认证的审核标准，又必须先保证该国的疫苗监管体系通过WHO的认可。在WHO网站的疫苗产品名单上，目前有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约30家企业通过了预认证，并向联合国机构提供疫苗产品，但中国目前仅2家企业通过WHO的预认证，当时并没有。
为了完成实现这笔乙脑疫苗订单，包括政府、企业等在内的多方机构参与其中。2011年3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SFDA）通过了WHO国家监管机构职能评估，顺利铺平了中国疫苗生产企业向WHO申请预认证的道路。
成都所重新设计了质量保障体系，确立1万多个新的标准操作程序，修建了新的疫苗生产基地（新建改建10栋厂房），更新了设备并开展超过30万人次的质量培训。这些硬件设施和管理体系建设投入近8亿元人民币。
最关键的改变是对中国疫苗生产操作流程具体细节的国际标准化。“很多细微的要求能够体现WHO的生产理念和质量控制，以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李一诺说，它能更系统地改进现有体系，“比如临床试验记录需要符合一定的国际规范。虽然我们之前也做过一定的临床试验，但是国内的标准与WHO的要求不一致，这就导致通过WHO预认证和进入不同国家市场时被要求做更多的临床试验，造成长时间的延迟和成本增加。所以我们现在帮助企业从设计临床试验的时候就开始改进流程，让它从一开始就符合国际要求。”
杨陵江说，申请WHO预认证的过程中，这支乙脑疫苗也逐步实现了国际化，在中国以外的11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注册和认证。
“进入GAVI系统是最大的价值，能够参加GAVI的集中采购，更好地促进疫苗进入各个国家使用。”李一诺说。2013年5月，该公司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现场检查，成为全球第一家乙脑减毒活疫苗通过预认证的制药企业。通过UNICEF的采购招标程序，上文提到的老挝订单，UNICEF采购的第一个中国疫苗，也是GAVI第一次采用来自中国的疫苗以推动中低收入国家进行流行病控制。
成都所耗时10年的国际化之路或许标志着中国一流的疫苗生产企业走向世界的开始。作为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中国年产疫苗超过10亿人份，拥有超过40家疫苗生产企业，占全球现有疫苗企业数40%以上。WHO总干事陈冯富珍称它“无论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儿童免受乙脑侵害的斗争中，还是对于未来疫苗能得到更广泛的供应，这都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
杨陵江觉得很值，她说“如果当初只是买疫苗给当地用，买完就用完了，只能影响有限的人。但是现在它用同一笔钱撬动了整个板块，让政府、企业、社会都为了对抗同一个疾病参与其中。”李一诺说，这也验证了盖茨基金会“催化式慈善”的价值，慈善的解决方案不是让所有人都投身慈善，而是让不同行业的人都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参与解决全球面临的复杂挑战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个行业的意识和水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