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在研究以及治疗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引发了伦理问题的争议。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使得医生可以修改生殖系基因（包括精子和卵子）以防止后代患有致命性的遗传疾病，同时基因编辑可改变后代的遗传，这唤起了科学家的伦理思考，因此有些科学家呼吁：禁止编辑生殖系基因。
随着争议的进行，世界各地科学家也一直在寻求基因编辑的政策框架。2016年1月22日，《Science》杂志指出，政策制定者应该参考PGD（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政策模型，给基因编辑技术制定“可接受的阈值”。PGD用于确定胚胎的遗传条件并预防某些疾病遗传给后代。PGD政策的发展和演变，以及社会及医疗对其的接受，使其可作为研究的一个参考模型，最终生成生殖临床上的基因编辑政策。PGD的医学决策绝大部分依赖于遗传条件的程度（即严重与否）或遗传条件为无可治愈，墨西哥的法律政策采纳了该阈值条件。在墨西哥联邦地区刑法中，当人类基因操纵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或减少先天性缺陷，那么将会被禁止。
《Science》中的文章指出，起初PGD也被视为具有争议的技术，如今该技术主要适用在一般的生物医学研究背景。目前许多国家允许胚胎植入前进行胚胎基因检测，以满足医学上的一些要求，例如确定遗传疾病风险等。
然而，PGD模型仍然是具有“相对的缺陷和争议”，作者认为它代表了“强大的监管措施”的阈值，是由医疗状况和疾病风险决定。然而研究人员表示，关于基因编辑目前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基因编辑是否潜在着防御功能用于故意选择或取消某种人类特征？在非医疗干预领域是否存在阈值限定？
作者最后得出结论：随着基因编辑在疾病预防领域带来的益处，人类对其的接受程度会有所改变。最后从研究到临床，个体决定的总和可能构成事实上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