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打碎温度计是件很严重的事，要上报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还要专门拨一笔钱来处理这个污染”。
“每次有人问体温计打碎了怎么办，我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历史学博士毛达说。他曾经是北京地球村的志愿者，这个非官方组织6年来致力于宣传汞污染的危害。
1克汞的旅程
事实上，不少医护人员对这个问题也是一无所知，而专家们给出的建议又“很难在普通家庭中实现”。 撒硫磺，使其形成形态稳定的硫化汞；或是用注射器将汞滴吸起，再用水封存。在“环境健康与医疗汞管理研讨会”上，医院代表给出了一种更实在的方法，“扫起来倒进下水道，开窗通风”。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员冯新斌从事“汞研究”已逾10年。最近，他不小心在卧室内打破了两支水银温度计。这位专业人士在开窗通风前，先是兴致勃勃地将测量汞浓度的仪器搬进卧室，发现“比室外大气中的汞浓度高出1000倍”。
尽管他迅速撒硫磺并开窗通风，但直到一个月后，室内汞浓度才慢慢恢复正常。可是，这些办法并不会使那些泄漏的汞消失，它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循环系统。
体温计里的1克汞可能开始一段这样的旅程：变成汞蒸汽进入大气，由于存在期为一年左右，它完全有机会漂洋过海，做一个环球旅行。亚欧大陆上的1克汞可能会随大气流向北美地区，并在一些“敏感的湖泊”沉降。
湖泊内一些吸收无机汞的细菌，在代谢过程中将其转变为甲基汞，这是一种“毒性更强”的化合物。甲基汞被浮游生物食用后，正式进入食物链：它先后进入更高级的鱼及以鱼为食的海獭等高级动物。在这个生物富集过程中，甲基汞被不断“放大”。
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盟的一项数据显示：1克汞经大气传播后，可能使一个101170平方米的湖泊中，所有的野生鱼类污染至不安全食用标准。在整个生物富集的过程中，“越处于生物链的上层越倒霉”，最终受害者将是湖泊附近以鱼为主要食物的居民。
这时再去回想初中时，物理老师教我们在使用体温计时“先甩一下”，显得有些讽刺。在一家国际医护系统联盟提供的报告上，这个动作大大提高了“破损的危险系数”。
环保人士更愿意将这视为一个“公平问题”，因为打碎体温计的受害者可能是远在另一个大陆上的陌生人。北京地球村的谢新源总是这样追问：“如果你造成的污染，会让这个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受害，你会愿意为此放弃使用水银温度计吗？”
一场并不轰动的“医疗无汞化”运动
如今，医疗无汞化逐渐成为国际医疗卫生安全的标准之一。2007年底，美国已经有13个州通过立法，禁止使用含汞温度计，替代之以更安全的电子产品。包括瑞典、荷兰和丹麦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禁止使用含汞温度计、血压测量器械以及许多其他含汞设备。欧洲议会也已经通过立法，禁止欧盟各国使用含汞温度计。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顾问大卫·利奈特认为，就像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一样，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汞输出国极可能陷入尴尬。因为欧洲从2011年开始，美国从2013年开始，“整个汞产品的进口会被禁止，使它不再出现在市场当中”。世界卫生组织也建立起一个全球的汞消除计划，目标是在2017年全球减少含汞体温计和血压计需求的70％。
相比之下，直到2006年，中国才开展“无汞医疗”活动。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与美国环境保护署合作，旨在“减少中国卫生保健产品汞含量”。北京天坛医院和积水潭医院成为试点医院，并且制订了减少30％含汞器械的目标。
这其实是个艰巨的任务。传统的体温计只需一两元钱一支，而电子体温计价格在100元左右。老式水银血压计价格是100多元，可积水潭医院最后替代的机械血压计却要1700多元。
这家医院在器械替代中支出了约60万元，“都是医院自己掏，没有经济效益，只承担了社会责任。”积水潭医院器械科科长杨旭波说。
这种替代也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电子血压计有时“测不准”，甚至厂家都会在产品上主动标出“仅作为参考标准”。最后，每个病房不得不保留一台水银式血压计。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徐珊认为，含汞医疗产品是国家战略储备的重要物资，“不能说大家觉得有污染就不去生产，一旦出现灾情疫情时，临时采购是不可以的。”2008年，为了生产这些被视为精标准的水银血压计和体温计，中国耗汞量大约为227吨。
生产水银温度计的江苏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指出：“如果我们国家的无汞替代操之过急，难免一些国外的利益集团凭借着起步较早，技术先进进行垄断。人家会坐享无风险的利润，必将危害本土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这些汞产品公司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中美减汞”随着2007年项目到期而告一段落。
“只进行了一年。”北京天坛医院负责健康教育的医师倪富强说。第二年夏天，他受北京市卫生局的委托，编写了一本《无汞医疗指导手册》，该部门当时声称，未来要在北京市的20家医院推行“无汞医疗”。但直到今天，《手册》的初稿还静静地躺在倪富强的写字台上，无汞医院的计划也没了下文。
“身为含汞产品的主要使用者，医院能通过减少使用汞及排放汞来扮演保护大众健康的主要角色。”——《中美减汞合作宣言》中的愿景似乎仍然只存在于曾经的两个试点医院中。
在一些医院看来，自愿减汞不太现实，因为含汞医疗器械数量多少并不在各项评比范围内，比如“百姓放心医院”的评选标准里就没有。
汞垃圾去处——无人可答
尽管北京地球村的工作者认为，禁汞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环保部门，但他们现在似乎从一种新生力量中看到了希望。王海龙是天津血液病医院麻醉科医生，同时也是环保志愿者。他总是在各个护理学会或医学会上宣传汞的危害。
“可是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是推广概念。”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据他所知，在天津，拥有医生和志愿者双重身份的只有他一个人。在他看来，“医疗汞占整个汞污染的十分之一”，这样大的比重或许是中国在无汞医疗“试水”的原因。
由于“对医院的环保标准要求很低”，环保工作者期待着行政力量干预医院减汞。目前，中国的一些医院在处理破碎含汞仪器时，采用了和美国相同的技术，“但在国外，打碎温度计是件很严重的事，要上报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还要专门拨一笔钱来处理这个污染”。
另一方面，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针对汞污染的有效修复方法。为了实地研究汞，冯新斌将自己的家和实验室都迁到了贵州省。在这个以铜仁汞矿著称的省份，有传闻，当地人害怕中毒到了不喝当地的水、不吃当地的菜的程度。也正是在这个并不怎么吃鱼的地方，冯新斌发现，由于水稻果实“特别喜欢富集甲基汞”，致使当地人体内汞含量超标。
比起小矿区里“土法炼汞”使工人长期在汞蒸汽下暴露，食物内的甲基汞更为可怕，“对大脑和中枢神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和鱼类相比，水稻中甲基汞含量要低5〜10倍，“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出甲基汞水稻的危害，但对心血管健康和儿童智商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些都是隐性的”。
这个“不怕吃当地米”的科学家，正在寻求解决汞困境的办法，比如让当地的老百姓改种玉米。他还正在寻找超富集汞的植物，用以吸收土壤中的汞，或是本身不吸收汞但可以固定汞使其不在土壤中迁移。
但环境中的汞仍在一刻不停地流动着。听说野生食肉鱼里含甲基汞后，田向阳吃饭的时候“不敢吃鱼了”。根据《健康加拿大》的消费指南，鲨鱼、旗鱼、金枪鱼仅应“偶尔食用”，孕妇、育龄期妇女和儿童“不应超过每月一餐”。另外，一本杂志甚至告诉读者，海产干货的毒性“高于新鲜鱼类30倍”。
这些毒素，有可能就源于一支在几千公里外被打碎了的水银体温计。
尽管“汞废弃物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杜绝使用汞以及含汞产品”，但没有人知道在曾经的“无汞医疗”中，那些被替代掉的含汞器械是否已经不再可能形成污染。
至少，在被问到这些含有大量水银的“定时炸弹”究竟被如何处理时，那些接受采访的人表现出了和记者一样的迷茫：“我也不知道它们究竟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