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纽约时报》在转基因问题上频频发声，早期报道：如2010年曾报道《转基因农田超级野草崛起，农民焦头烂额》；2011年报道，《纽约时报》调查：80%的美国消费者明确反对和拒绝转基因食品。
2012年报道：《一个农药危害有增无减的时代》；
近期，如2014年2月2日刊发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Jayson Lusk与胡佛研究院研究员Henry I． Miller合写的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允许种植转基因小麦》。
另外，2014年1月20日，《纽约时报》刊发名为《孤独地追求转基因作物真相》的报道，以夏威夷岛县议会的一名议员格雷戈尔•伊拉甘为在禁止转基因作物法案上投票而进行调查为线索，记录了反转基因团体和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种种质疑及科学界对其的回应。最终，这一法案在2013年12月5日签署生效，禁止在夏威夷岛上种植除转基因玉米和番木瓜外的任何转基因作物。
这说明：转基因在美国同样争议激烈，美国大多民众同样反对转基因，中国民众反对转基因并非愚昧无知，也并非像北大教授饶毅说的那样”反转基因如清朝扒铁路保龙脉般愚昧。反对转基因食品有坚实的科学依据，随着科学界对草甘膦和转基因问题的揭露，真相会越辩越明。官商研勾结的转基因领域还有多少黑幕没揭出来？转基因观察将进一步跟踪。
别再让我们做小白鼠了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
关于转基因技术的问题向来都不简单。上周，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简称IARC）宣布，广为使用的除草剂“农达”(Roundup)的有效成分草甘膦，可能会导致人类患上癌症。而马拉硫磷和二嗪磷这两种杀虫剂，也被世界卫生组织下辖的这个受人信赖的机构，列为“可能”的致癌物。
农达是孟山都(Monsanto)开发的家用及商用产品，也是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作物生产的关键。所以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国际机构宣布农达具有危险性的几乎同时，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也宣布，新品种的转基因土豆和苹果可以安全食用。它们可能的确安全，就像我们已经吃过一段时间的转基因木瓜。事实上，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任何转基因食物，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危害——除非它们像大多数玉米和大豆一样，被制作成了垃圾食品。不过，说真的，我们要公平一点。
一种同样公平的猜想是，如果说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可能会在高剂量或长时间接触的情况下，对人体产生毒害，恐怕很少有人会对此感到吃惊。这正是农民和农场工人所处的情况。农达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花了这么久才发现它可能会致癌，当然也不会让人感到吃惊。还有我们为食品工业推出的新奇化学品充当小白鼠的辛酸历史，代价常常都是我们的健康受到损害。
这种损害基本上都不是立刻发生的，但是广泛施用新的生物技术很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样说并不为过。然而，和欧洲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以及其他人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遵循“事前避免好过事后弥补”的防范原则。
我们不是在问，某种特定的化学品是否可能致癌，而是在问我们能否肯定它的确致癌。由于对新的化学品和食品添加剂开展人体试验是不道德的，我们依靠大量成本高昂的动物试验，作为间接的权宜之计。但FDA应当满足公众不受危害的合理预期，而不是等到人们患病之后，才勒令产品退出市场。（你可能会以为，政府的工作是在产品上市前，确保它们的安全性。但你想错了——看看曲格列酮、沙利度胺或邻苯二甲酸盐的例子，还有什么可说？）
即使到了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必须开展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草甘膦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致癌，但该由谁来负责这项研究却仍不明确。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吗？对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成因碰巧感兴趣的独立研究者吗？IARC的资料显示，这种淋巴瘤与草甘膦有关。
我有个点子——让孟山都来出资开展研究怎么样？它已经通过销售草甘膦及相关的种子技术，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该公司生产耐受草甘膦的农作物种子，理论上你可以大胆地把草甘膦喷洒在田间，除了作物之外，其他杂草都会被杀死。但这种控制杂草的方法效果已经大不如前，因为很多杂草也变得耐受草甘膦了。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既然草甘膦的安全性显然受到了质疑，也许现在是时候强制该公司来承担研究费用——而不是使用公众缴纳的税款——来确定这种产品是否应该出售。由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试验，那就让孟山都来买单，开展必要的独立研究吧。
既然说到这里，不如我们也终于开始在转基因粮食加工的产品上，如此明确标注吧。现在，我们真正可以避免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购买有机食品。如果转基因作物基本上有利于消费者，厂商自然会在产品的包装上自豪地夸耀。事实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迄今为止，转基因和其他形式的生物技术，只是让生产厂商发了大财，并推广了一个既不可持续，也对大多数人无益的农业系统，除此之外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不需要更好、更聪明的化学品，以及耐受它们的作物；我们需要的是减少化学品的使用。而且事实已经充分证明，采用作物轮作、有机肥料、间作套种，以及通常用“生态农业”来形容的其他生态友好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化学品的使用。
与此同时，不妨先让草甘膦退出市场，直到孟山都可以证明它可以安全使用为止。我们没有理由为了让企业赚取暴利，就把一般人置于风险之中，特别是从事农业的人口。
附纽约时报2012年报道：一个农药危害有增无减的时代
纽约时报，马克·比特曼 2012年12月14日
我们太健忘了。
50年前《寂静的春天》出版。我们——科学家、环境及健康倡导人士、观鸟者以及民众，设法限制了农药的使用以及我们接触农药的几率，结果却只看到农药的使用不断增加，已经达到美国农业生产有史以来的最高用量。
而且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当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关注农药对“大自然”的影响时，她看到农业工人施用农药的时候，需要受到保护，避免直接接触。而不为人所知的是，近期的研究发现，日常、不经意以及持续地——你可以称之为长期——暴露在农药面前，不仅植物受危害，所有的生物都被损害，包括这个习惯上认为自己优于其他生物的物种：我们自己。
像往常一样，有一些因素促使我写这个专栏。这一次，有三个原因。
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并不是一个激进组织，但它的一项声明让我印象深刻。该组织提醒家长们警惕农药的危害，并建议他们尽量减少农药接触。与声明同时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农药接触与癌症（特别是脑癌和血癌）以及“不利”神经发育的症状存在关联，后者包括智力低下、自闭症、注意力缺陷以及多动症。（明显不属于儿科关注范畴的老年痴呆症也与农药接触有关。）
这让我想起了近期发现的证据：孕妇接触农药可能会诱发后代先天肥胖，也就是说农药接触可能会导致她们的孩子更容易肥胖。人们开始理解这个原理，这并不完全让人震惊，因为许多农药已经被证明是内分泌干扰物，它们会改变基因表达模式，给健康带来不可预料的损害。
这又让我想起了转基因农作物，培育此类农作物表面上部分是为了减少农药的使用，结果，由此产生了具有对农药的抗性的“超级杂草”，实际上却致使农药的使用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稳步增加。一般而言，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田农药用量，比播种常规种子的农田多24%。
虽然我对这些都很关注，但在去年、过去10年以及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最令人吃惊的现象，还是我们在农药问题上是如何地熟视无睹。因为每个接受检测的人，都被发现体内脂肪里有农药成分。还因为在美国，几乎每条河流、超过90%的井水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超过一半的地下水中都被发现含有农药。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普通美国人每天接触10种或者更多的农药，途径则是食物和饮用水。
这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农药飘移这个术语说但是：几乎所有农药（我看到的数据是95%—98%)最终都会污染到农药施用对象以外的地方。当然这就是说，为了更有效率，农药的使用量必须比投放准确的情况下的必要用量更多。
农药的使用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且情况还会继续恶化。长远的解决方案是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的途径包括每篇“如何改善美国农业”的报道都会连篇累牍罗列的措施：作物轮耕，它将减少入侵物种的来袭；使用综合虫害治理举措，其本质就是“在喷洒农药前要三思”；更规范地使用农药，着眼于保护最易受害的群体，即农场工人、任何育龄人群、尤其是处于早期妊娠期的孕妇；给农场主们选择“常规种子”即非转基因种子的机会——大约有95%的大豆、玉米和棉花种子包含有一种抗农药基因，这鼓励了人们肆意地喷洒农药；总的来说，要逐渐贯彻更有机的农业原则。
请注意，现在，只有这个最后的策略能帮助我们保护自己及我们的家人。不过，虽然人们通常会说，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有机食品，但是，在有机食品受到攻击的今天，我们应该记住，开发有机食品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向市场推出不含有故意投放农药的食品——尽管仍无法杜绝农药残留（可能是飘过来的）。查尔斯·本布鲁克(Charles Benbrook)在他2008年发表的杰出报告《简化农药风险方程式：有机选择》中预测，有机食品生产将使我们对农药的总体接触减少97%，几乎杜绝了农药。
如果我现在处于生孩子的年龄，或者是年幼孩子的父母，我会竭尽所能购买有机食品。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会按照环境工作组(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的指导选择食品。他们的“12种污染食品”列出了农药残留量最高的水果和蔬菜，他们的“15种清洁食品”列出了那些农药残留量最低的水果和蔬菜。
然而，无论什么年龄，我们都应该保持清醒。要记住，较之半个世纪以前，农药的危害丝毫未减。
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也有人认为：当年农药DDT被发明出来，用来消灭蚊虫，减少疟疾。但是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指出DDT致癌，并污染环境。《寂静的春天》后来几乎成了环保主义者的圣经，并最终导致了DDT的全面停用。
听上去棒极了，但可惜，DDT停用之后，又没有同样有效的药物来对付蚊虫，这使得非洲疟疾的发病率飙升，仅南非的一次疟疾大爆发，就导致了至少10万人的死亡。因为DDT的禁用，到了2000年，世界上至少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
为此，科学家们开始呼吁重新使用DDT，南非在2003年采纳建议，并迅速把疟疾死亡人数降到50%以下。后来，连世卫组织都开始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但此时，已经有大约2000多万人死于疟疾之下。后来著名作家迈克尔·克莱顿曾说，《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杀的人，大概比希特勒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