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安全吗？这个原来属于小众的话题，在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费拍摄反转基因纪录片之后变成了大众话题，无论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还是微信群里，“挺转派”和“反转派”据理力争，参与舌战的有科学家，而更多是不涉及科学的普通人。最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和崔永元就转基因的短兵相接的隔空辩论，其盛况和收视率不亚于小崔在央视主持“实话实说”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信谁：科学家还是主持人？
就转基因问题，全球很多科学家已经相继工作了几十年，很多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上市前的安全性测试也有明确要求。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来自科学界的证据显示，已被政府容许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已知的危害。有些国家，如美国，已经在逐渐开放转基因食品的市场，而另一些国家，如法国等，则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谨慎，还未容许其投放市场。
中国政府还未就此明确表态。与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相关行业的中国科学家大多是挺转基因的。一些研究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们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迟迟不能商业化，显示出一种焦虑的情绪。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教授，在“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期间说：“推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反过来对科研影响也非常大”。但由于反转基因的民间情绪比较强烈，很多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在媒体面前也闪烁其词。最近农业大学校长的公开发言，是一次少见的科学家阵营的高调表态。
而以小崔为代表的民间人士，却对转基因的推广疑虑重重。他们的疑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转基因不仅是科学问题，转基因产品的推广有巨大的商业利益。那么，科学研究是否被商业利益诱惑而失去其客观性？第二，转基因产品到目前为止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即使目前的研究显示没有明显害处，但对子孙后代就一定无害吗？第三，推广转基因的过程，应该如何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大家自己做选择，而不是让转基因产品无管制地涌入市场。
回望科技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曾经占据科技庙堂的显赫科学结论被一次又一次推翻。近的来说，1939年瑞士科学家穆勒发现DDT具有杀虫功能，随即被大量用来杀虫，很好地控制了疟疾和斑疹伤寒的传播，穆勒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出版了著作 《寂静的春天》，书中描述了DDT的大量使用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从此民间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1972年，美国宣布禁止农业使用DDT，1995年联合国环保组织出台了一个倡议，禁止在全球使用包括DDT在内的污染性农药，该倡议最后于2001年被全球主要国家接受和签署。
科学是一个发现真相和接近真理的过程，阶段性科学结论不是终极真理。转基因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创新，如果无害，它将造福子孙千万年，而这种投资有限而收益无穷的非对称效应是极为明显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对称性就是转基因消费者是普通百姓，万一转基因有害，那么受害者就是他们，而受益者却是把转基因商业化的企业和个人。由于这些明显而又极端的非对称性，政府更应该秉持中立、甚至采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为转基因的商业化设立更高的门槛。
然而，科学家阵营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为科研在继续，结果不能预设。因此，科学家和政府方面的精英阵营必须正视创新推广中的不对称性，对时间和历史有敬畏之心。即使科研结果一直支持转基因无害的结论，在这场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辩论中，掌握了前沿知识的科学精英不应该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向“愚昧大众”单向“启蒙”，这是一场科学家和大众在科研过程中双向互动和对话，科学家需要聆听普通民众的顾虑并从那里得到更多的研究问题而进行迭代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向公众报告，毕竟他们既是科研结果的承受者，也是支付科研经费的纳税人。
注：本文作者为苏州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董洁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