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白大褂，８５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永新说，他至今都无法忘记上世纪中叶全国乙脑流行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医院里脑炎病人很多，儿童医院病房和过道里满满地都是生病的孩子”。
６０多年之后，俞老的研究小组研制出的减毒活疫苗帮助把全国每年的乙脑发病人数由以往的最多１７万多降到万人以下。
去年１０月，该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疫苗预认证，成为中国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首个疫苗产品。俞老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我觉得自己很运气。”他说，带着很重的福建口音。俞老现在听力不太好，需要用助听器。
无心插柳
俞永新幼年家境不太好。１２岁开始，每学期他要背着行李从小镇走４０多公里到县城上学。他曾经的梦想是做一名医生，可以治病救人。可是在读了三年大学以后，一场病改变了他的选择。
“我得了肋膜炎，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没有条件继续学习了。”他只好转学生物，一年后就毕业了。
到了当时生物制品检定所他才意识到，原来学生物可能比学医还有意义。“你看狂犬病，被疯狗咬伤后注射疫苗就不得病，还有牛痘能够对付天花。”谈到这些俞老仍然很兴奋。
工作没多久，俞永新就接到了一个任务：改进乙脑疫苗。
“国内５０年代的乙脑疫苗是用老鼠脑组织做的，存在很多问题。”他回忆说，那个年代中国乙脑流行很严重。根据俞老回忆，那时候小孩病死率很高，能够达到３０％，后遗症也很严重，有１０％肢体或脑神经受到损伤而瘫痪。
当时的科室主任李河民对俞永新说，能否研发一个更好的疫苗。“我当时并不知道难度有多大。”俞老淡淡地说。他一定没有想到，这一答应就耗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首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病毒株，这是生产疫苗的关键所在。直到１９６７年，他们才获得了一份经过动物实验证明安全稳定有效的减毒活疫苗的疫苗株。
困难重重
疫苗人体接种之前，专家意见产生了分歧。俞永新和他的５个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先来注射。
“要说不担心肯定不可能，不过我们自己的实验数据和研究结果看，应该是问题不大。”他说。经过了两周的观察，他们都没有感染。俞老的胆子更大了些。他们决定给自己的孩子注射。
“我女儿当时六岁，其他在幼儿园的５位同事的小孩都参与了，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很高兴，觉得初步取得了成功。”他说。
然而，他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因为还要有更多的样本量来证明疫苗的安全性。正在这个时候，文革开始了。
俞老记得，有的时候，红卫兵在前院贴大字报，大喇叭广播批斗走资派，他们在后院做自己的实验。“当时我们不参加写大字报会被当成右派批斗的，朋友们提醒我，你是要脑炎不要脑袋了？”他说得风轻云淡，像是在讲别人的事。
在这样的困难中，他们坚持在福建和山东农村骑自行车做了２万多人的临床观察。
扩大观察有时是有风险的。俞老还记得一次到湖南岳阳去做观察时出了问题，有两个接种疫苗的小孩当天死了。群众把他们围了起来。
“我们观察组人员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就给他们解释，不是疫苗的问题，病毒有潜伏期，不会接种当天就死了。”他说。
讨论后，他们认为可能是偶合现象，需要解剖来弄清楚。“当时我们都在玻璃窗外面看着，等待知道结果。”事后的病理结论是一个孩子得了急性肺炎，另外一个是急性脑膜炎，这件事才画上句号。
峰回路转
俞老的记忆中，有两次他是真的想过放弃。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左右，实验显示疫苗是安全的，但是有效性只有５０％到６０％，远远达不到９０％的标准，没有生产厂家愿意要。
第二次是１９８６年上报了以后，他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免疫力已经提高到９０％以上了，观察人数也超过１０００人，但是专家们却表示作为乙脑是毒力很强的病毒活疫苗，实验的样本人数还是不够。
每当这个时候，俞老就会睡不好觉。“真的动摇了，不知道做下去会不会有结果。”他说，“可是又觉得这么多年了，要是说不做就不做了还有点不甘心。”
俞老的同事、曾经的助手贾丽丽记得下班后总还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阅读文献。“俞老是个性格很稳重的人，即使最沮丧的时候，他也不会表现得很明显。”她回忆说。
疫苗研制终于在１９８９年正式获得了生产许可证，此后不但出口到了其他国家，还通过了预认证，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以中国疫苗为样本制定了标准。
贾丽丽告诉记者，乙脑减毒活疫苗研制成功以来已使４亿多儿童受益。“随着中国疫苗研制生产水平的提高，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提高了。以前开疫苗的会议都没有中国专家发言，现在我们成了疫苗标准规格的制定者。”她说。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表示，乙脑疫苗是一个开始。“闸门打开了，更多的中国疫苗将会走向世界”。
而这也是俞老的愿望。现在他仍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上班。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