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和安东尼奥•弗里曼步入了医生的办公室，商量他们的下一个孩子的样子。
“玛丽，从你身上提出的卵子已经和安东尼奥的精子结合了，”医生说道，“我们筛选了一番，正如你们所见，还剩下两个健康的男孩，以及两个非常健康的女孩。”
“当然没有发现任何遗传大病的苗头，”医生继续说道。“接下来只要挑出个最好的就行。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性别问题，你们想好了吗？”
“我们希望文森特能有个弟弟——有个玩伴，”玛丽说的是他们的大儿子。
医生表示明白，然后继续说道：“你已经指定了淡褐色眼睛、深色头发，皮肤要白。我已经主动消除了任何可能导致不利情况的潜在因素，比如过早秃顶、近视、酗酒和成瘾倾向，还有暴力倾向和肥胖等——”
“这些东西我们确实不想要，不过——”玛丽打断了医生的谈话。
“的确是这样，我们在想，如果能保留一些‘偶然性’，是否会更好，”安东尼奥补充道。
“我们希望给两位的孩子最好的人生起点，”医生回答说。“请相信我，人类固有的缺陷已经够多的了，孩子不需要再承受额外的负担。请两位记住，这仍然是你们的孩子，只不过会遗传你们最好的基因。自然受孕的话——就算一千次，你可能也不会得到这样好的孩子。”
弗里曼是科幻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中的角色。电影中，原本一种用于辅助生殖的技术，却意外地催生了“自由优生”这一结果。虽然安东尼奥和玛丽只存在于电影假想的世界之中，但是，他们的翻版，也许正在以我们不曾料想的速度悄然出现——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
《千钧一发》上映的1997年，距离医生们利用实验室技术帮助人们治疗不孕不育症已有10年之久。1978年，英国的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成为了全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即通过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成功诞生的第一人。第一家IVF诊所于1980年在美国开张。而今天，美国已有成百上千家提供体外受精服务的不孕不育诊所，这个国家有1%的新生儿都是体外受精的产物。
在电影《千钧一发》上映的那几年，医生们也在探讨，如何可以负责任地使用另一种更有争议的方法帮助母体受孕，这种方法就是“植入前基因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 PGD）：医师们从发育3天后的体外受精胚胎中，真空吸取8个子细胞中的1个，分析其DNA序列中与衰竭性疾病和致命疾病有关的基因。PGD能够鉴别出胚胎中由单基因突变所引起的疾病，例如囊性纤维症、镰状细胞疾病、黑朦性痴呆以及亨廷顿症等疾病，以及由于多余的染色体而引起的疾病——如唐氏综合症。早期的PGD技术，主要意在帮助那些容易生出有高患病风险的孩子的人——或是因为家族遗传，或是因为偶然的基因突变。
基因优生
预防或者治疗疾病并不是人们使用PGD的唯一原因，PGD可以让父母根据各人偏好，预先确定孩子的一些特性。在一些案例中，人们会根据PGD来保证新生儿不存在身材矮小、听力不佳等大众所认为的残疾。2000年初，同为先天性耳聋患者女同性恋夫妇莎伦•迪谢纳罗（Sharon Duchesneau）和坎迪•麦卡洛（Candy McCullough）探访了一家又一家的精子库，寻求先听性耳聋者捐助的精子。但是，所有的精子库都拒绝了她们的要求，或者声称没有耳聋者的精子。然而，她们却从朋友那里找到了需要的东西。2001年11月，她们的儿子戈万•麦卡洛诞生了，他几乎全聋，但其中一只耳朵稍具听力。夫妻俩不认为听力不佳属于身体健康问题或缺陷，相反，这是一种身份，一种教养。然而，许多医师和伦理学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对迪谢纳罗和麦卡洛蓄意剥夺孩子重要感官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性别选择则更为常见。过去十多年中，满怀希望的夫妇在选择孩子性别的花费上已经达到了18 000美元。一般情况下，这种选择是为了避免X染色体上的突变基因所导致的疾病：因为有两条X染色体，女孩罹患这些疾病的几率会大大降低，因为另一条X染色体上相应的基因拷贝，能够弥补突变染色体的缺陷。然而，正如电影《千钧一发》中的玛丽和安东尼奥•弗里曼，也有一部分的夫妇仅仅只是想要一个男孩或女孩：也许他们已经有了三个男孩，想再要一个女孩；又或者，他们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重男轻女的。虽然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将PGD用于非医学的性别检查，然而在美国，这一行为仍然是合法的。美国生殖医学学会的官方政策如下：“将PGD用于性别选择，是为了避免生育患有遗传疾病的新生儿；出于非医学目的、单纯的性别检查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在2006年对186家美国生殖诊所的调查发现，有58家诊所默许人们根据偏好来选择孩子的性别——而这已经是7年前的报道了。我们缺少关于现状的调查资料，但生殖专家们确信，相对于从前，性别选择已经变得更加普遍。
“在美国，有很多诊所都在提供非医学的性别选择，”生殖研究所（The Fertility Institutes）主任杰弗里•斯坦伯格（Jeffrey Steinberg）说道。该研究所在洛杉矶、纽约还有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都有分支机构，“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事情，今天早上就做了3例。”
定制现实
2009年，斯坦伯格发出声明称，除了性别选择，他还将在一段时间内为夫妇们提供孩子的肤色、发色以及眼睛颜色的选择。这份声明的根基，是冰岛的解码遗传公司（deCode Genetics）的研究成果。冰岛的科学家声称，他们仅通过观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基因，就能够鉴定出他（她）的皮肤、头发以及眼睛的颜色。“人们是时候正视自己的欲望了，”斯坦伯格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宣称。这使得很多生殖专家感到出离愤怒。PGD技术的领军人物之一马克•休斯（Mark Hughes）在《圣地亚哥联盟报》中发声，斥责这一想法极其荒谬，《华尔街日报》引用了他的说法：“任何守法的实验室都不能这么做，一旦他们违背规矩，便会遭到主流学界的放逐。”同样的，解码遗传学公司的董事长卡利•斯蒂芬森（Kari Stefansson）在《华尔街日报》中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强烈反对将这项技术用于‘订做’孩子。”生殖研究所甚至收到了梵蒂冈打来的电话，要求机构人员务必考虑妥当后再做决定。研究所于是收回了这项业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坦伯格与他志同道合的医师们，以及众多投资者，会将“定制婴儿”的可能性彻底忘记。“我依然支持利用基因技术造福大众，”斯坦伯格说道，“但是我吸取了一个教训：很多人惧怕科学技术，所以我们必须得放慢研究的脚步。”最近，一项授予基因公司23andMe的专利引发了不小的骚动。这项关于一个“基于生殖细胞的遗传算法来挑选配子”的专利于9月24日生效。23andMe基因公司将率先对有生育愿望的男女，以及一些潜在生殖细胞捐赠人进行基因测序。然后，公司会计算出，哪些生殖细胞结合后生育的小孩，能够产生哪些不同的特质。
在专利书的插图中，由上往下依次描述了诸如“低结肠癌罹患率”、“眼睛极可能是绿色的”、“100%能成为短跑家”、“活得越久越好”，以及“永远健康”这样的选项。所有的选项均作为概率事件被呈现出来，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23andMe基因公司无法完全保证一个孩子是否能拥有某种特定性状。他们的计算源于对成年人血液或唾液的基因分析，而这确实可以反映出对应个体生殖细胞中的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中，每一个成熟的人类细胞的每一个基因都有两份；相反的，精子和卵子的每一个基因却只有一份，这两份基因会被随机选为配子（精子或卵子）中的基因。因此，每个配子都有其独特的基因。科学家们无法在不对其造成破坏的前提下，对单个精子或卵子进行基因测序。
“当我们最初开发这一工具并申请专利时，就想到了生殖诊所可能用得着它。但我们并不推崇这种想法，也没有打算这样做，” 23andMe基因公司发言人凯瑟琳•阿法里恩（Catherine Afarian）作了这样的陈述。虽然如此，医师们已然能够（或者不久之后能够）利用PGD完成23andMe公司的设想，为夫妇们提供一些选择——正如弗里曼为他第二个孩子所作的选择。
在2009年、斯坦伯格提出他具有争议的商业计划之后，研究人员已对我们体内不同基因所对应的不同色素，作出了更为详尽的揭秘。伊拉斯谟医学中心（Erasmus MC）的法医遗传学家曼弗雷德•凯瑟尔（Manfred Kayser）和同事发表了很多通过DNA序列，鉴定眼睛以及头发颜色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并不能辨别出每一中细微的色差，但已经足以通过基因辨别棕色、蓝色以及斑驳的蓝褐色的眼睛，以及棕色、黑色、金色和红色的头发。这类研究原是为了帮助解决犯罪问题，但是生殖机构的医师们却能够轻易地将其与PGD整合起来。根据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曼弗雷德认为，在不久之后，他和其他科学家便能够轻而易举地根据基因来鉴别肤色。在更远的未来，他补充道，研究人员或许能积累足够的经验，根据基因判断一个人的发质、脸型大小以及体重。
现如今，遗传分析也能够揭示人体的各种怪异特征的可能性，这引来一些人的盛赞，而另一些人却不以为意。以“亚裔酒精反应”为例，ALDH2基因所对应的乙醛脱氢酶，能够将酒精代谢后有毒的副产物转化为无毒的酸。那些只带有一个ALDH2基因，或者完全没有这种基因的人在饮酒时会感到恶心或者面部发红。接近50%的东亚人，体内的乙醛脱氢酶并不活跃。而通过基因测试，我们也相当容易判断耳垢的粘稠程度，控制这一形状的仅有一个基因，其中的一个基因型会产生粘性的琥珀色耳垢，而另一个基因型则产生干燥的灰色的薄片型耳垢。还有一个基因，可以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是否能尝出的某些混合物的苦味，如球芽甘蓝、咖啡、卷心菜或者其他食物。
然而，人类基因的复杂程度的确令人望而生畏，以上的几个例子，都是“外在特性”与基因呈一目了然关系的特例。人类大多数的特性——哪怕只是耳垂形状、酒窝和头旋——都非常复杂，足以把研究人员难得团团转。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有人能理直气壮地报道，他们根据基因判断出了眼睛和头发颜色。在中学里，老师可能会告诉你，眼睛颜色只是一个简单的孟德尔性状，一个或两个显性基因代表棕色眼睛，而两个隐性基因得到的是蓝色眼睛。但实际上，有10多种基因能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虹膜的颜色。因此，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根据预测性的基因测试，来判断一些“多面”的特质——例如智力或人格。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婴儿的“定制”可能只能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特质，尽管这些特质对父母来说已经非常重要了，比如人类外形基本特征——脸型、体型以及肤色。
当《千钧一发》在1997年于影院上映时，电影所描绘的绝大部分场景仍是科幻；而现在，其中一部分已经发生了。目前，电影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并不在于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而是人们对于技术的态度——就是一层窗户纸的距离。
“不受限制的PGD应用与发展，正在为夫妻和生殖专家提供前所未有的能力，于基因层面控制我们的后代。事实上，这就是所谓的‘滑坡谬论’。PGD的未来与克隆和基因工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们正共同奔向新时代的优生学。它与纳粹的优生学不同，而是以市场为基础、完全个人化的。越来越多的婴儿将像消费品一样被订购和制造。”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科学法庭助理庭长塔尼亚•西蒙切利（Tania Simoncelli）在2003年如是写道。
以市场为基础的优生学，将会消除精英教育的迟滞观念。一个人的毅力、适应性和自我的修养，在基因改造所带来的先天才能与必然成功面前，已经不那么重要。尽管法律禁止基因歧视，但电影《千钧一发》中的社会，却分为了两个差别巨大的阶级：合法阶级——指那些拥有完美基因、享有卓著的工作以及最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低劣阶级——指那些收入来源单一，并且都是从事着卑微的工作，较为贫苦的一类人。优生学也承担着人群同质性的风险——相较于“自然人”，经过基因改造后的同质化人群更易受到疾病以及有害突变的威胁。
但在真实生活中，这类事件永远不会发生，对吗？
“需求正在增长，”斯坦伯格说道，“人们的选择也会越来越自由，到未来的某一天，几乎所有胚胎都会通过PGD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