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根大通（JP Morgan）于2014年1月13-16日在旧金山召开第32届年度医疗保健大会（JP Morgan 32nd Annual Healthcare Conference）的那一周，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公司之一阿特维斯（Actavis）通过强调其新兴市场策略而引起轰动，只是它并非是按照大多数投资者所预期的方式进行强调的。大多数制药公司已经纷纷把在中国的市场机遇提升为各自营收增长和盈利能力的关键，而阿特维斯却明确表示，它认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远远超过潜在利益。在摩根大通第32届年度医疗保健大会上备受引用的一次采访中，阿特维斯首席执行官（CEO）保罗·比萨罗（Paul Bisaro）表示：“如果我们要分配资本的话，那么我们将把资本分配到我们可以冒最小风险获得最大回报的地方。而中国的风险太大了。”
阿特维斯撤离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为什么要撤离呢？就市场规模而言，估计到2015年中国的仿制药市场将接近820亿美元。阿特维斯并不是全球仿制药市场上的一家微不足道的参与企业，而且从表面来看应该成为能够很好利用中国对仿制药需求日益增加的公司之一。在影响市场的发展方面，该公司肯定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在比萨罗的领导下，阿特维斯一直推行并购交易以求整合仿制药市场的主要参与企业之一。对于像阿特维斯这样的一家公司公开宣布退出中国（他们在1月下旬出售旗下设在广东佛山的子公司股份之后开始兑现这个决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问题是阿特维斯的决定是否揭示了中国或全球仿制药市场的任何现状，以及揭示了什么现状。区分这两个概念至关重要。阿特维斯的决定可能最好被理解为中国总体而言对外国企业（具体而言就是对制药公司）的热情正在持续减少的证词。或者，作为一家企业，在中国仿制药市场内拥有独特足迹的阿特维斯可能无法在盈利的情况下让其中国市场份额实现增长。
由于去年夏季围绕葛兰素史克中国业务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对其中国销售和临床试验业务部门行为不当的指控，全球各大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都在对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行动保持警觉的态度，因为这些行动似乎过于重视外国公司的不当行为。正如美国医药新闻网FiercePharma编辑特雷西·斯塔顿（Tracy Staton）在谈到去年夏季葛兰素史克反腐败指控时相当有说服力地表示：“虽然铲除腐败是声明的意图，但药价是潜台词。这有点像是通过起诉来压价。”
中国政府近来对中国最大的医药分销商国药集团（一家国内公司）提出了行贿起诉，业内观察人士对此可能感到有所安抚。看到一家国内公司被卷入到中国旨在提高医药定价透明度的行动中（如果这实际上正是驱使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动机的话），这给那些担忧中国政府不公平对待外国公司的人带来了希望。
阿特维斯CEO作为该公司退出中国的理由而指出的诸多更广泛的问题都没有错。在中国的多个美国和欧洲商业组织进行的诸多调查都指向各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这些趋势表明，从根本上讲，与过去几年相比，中国正在变得对外国企业越来越不热情友好。政府采购偏向国内企业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除非你考虑到中国144,500家国有企业占中国工业营收总额的35％（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百分比远远没有充分表明国有企业具有的经济影响）。除了国有企业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之外，还有中国政府作为巨额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方的角色，由此你可以看出，阿特维斯CEO的言论对许多人而言听上去是真实可靠的。
此外，向中国医疗保健经济销售的各大企业面临的诸多独特压力使得市场规模和利润之间的交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感而不确定。没有人怀疑人口结构和疾病数据表明中国对医疗保健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惊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外国公司是否可以从中得到获利机会。
葛兰素史克对去年夏季行贿丑闻事件做出的第一反应之一就是大幅降价，此举让许多人不太疑虑该公司的犯罪行为，而更加疑虑真正促使中国当局采取相应行动的动机。诸如葛兰素史克和阿特维斯等公司现在比十二个月前更清楚地明白，中国的医疗保健是一个日益政治化的事情，他们最大的客户——中国政府也是造成筹资机制破裂的原因，从而使得“让中国百姓可以获得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成为中国政府应该独自负责的最基本而且最普遍的失信之言。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的财政部和卫生部之间以及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偿付机制可以修复。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相对于目前付费所获得的保险而言可以变得更加精细。新药物可以添加到中国的国家处方表（称为基本药物目录）上。而且，正如许多海外药品制造商所希望的那样，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的购买力以及对品牌的依恋能够确保，在可能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西方国家的药物，即使这些药物的费用更高。这一直是中国市场存在的潜力，即使过去一年以来市场动荡已经让一些人对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市场失去了信心。
如果这些积极的措施得以施行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会对阿特维斯今天的决定抱有不同的想法呢？或者，更加直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会让过去十二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掩盖在阿特维斯具体起作用的更加基本的商业策略呢？
到阿特维斯在2014年1月中旬发布此项决定的时候，该公司在中国有大约200名员工，实现的盈利不到7美元。对于这家全球第二大仿制药生产商而言，在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最大仿制药市场的中国，这样的业绩是极其不起眼的。阿特维斯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模式一直严重依赖于并购活动，成为整合仿制药市场主要参与者之一。阿特维斯现在之所以退出中国，是因为该公司进入任何市场——新兴市场或其他市场——的原因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因素吗？或者，更加悲观的是，阿特维斯退出中国是否表明该公司以牺牲中国市场拓展策略的连贯性为代价，采取一种着重于并购活动的企业策略呢？要知道，市场上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仿制药生产商最重要的市场。
该公司被广泛认为是收购辉瑞“价值产品业务”（这是辉瑞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品牌仿制药业务的一种委婉说法）的主要候选企业之一。有了如此进一步整合全球仿制药市场的机会，阿特维斯是否最好还是侧重于中国市场以外的机会呢？仿制药业务在中国面临的独特压力使得这个问题得到回答更显重要。仿制药面临的价格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就其医疗保险系统而言，中国政府将维持一个不留情面而且不妥协的侧重点，它认为在医疗保险系统中成本控制是最容易找到的，而仿制药占据首位。中国政府持续不断激励国内生命科学产业发展的行动最初将会进一步扭曲仿制药市场的商业机会，而未来将会扭曲受专利保护的药物的市场商机，因为外国公司和中国国内公司之间的技术转移预期将会加快步伐。
在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当企业遇到类似挫折时，CEO们会耸耸肩，大体上说：“我们真的没有选择——我们必须留在中国。”阿特维斯显然不相信这一点，这要么极好证明了他们的想象力，要么就是利用该公司可以在其整体中国策略不会受到质疑时退出中国市场这个独特时刻而做出的决定。如果中国政府成功扰乱国内和国际仿制药市场的话，那么阿特维斯是否迟早必须面对今天导致他们退出中国的各种市场力量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阿特维斯将需要利用下一个十年来影响全球制药知识产权标准及这个市场本身的发展，以此来阻止中国政府扭曲其国内市场和如今阿特维斯所依赖的国际市场的一系列相应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