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帕兹德博士，美国食物与药品管理局(FDA)抗癌药物部门现任主任，他在任职期间饱受争议。他致力于通过降低抗癌药物审批标准，召开癌症咨询会议，以及联合其他抗癌组织为癌症研究人员提供培训课程等方式推动抗癌药物研究的发展。理查德·帕兹德博士的措施不断受到患者权益组织、制药公司及保守派专家的非议，但主流癌症研究团体却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2009年5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授予理查德·帕兹德博士特别荣誉奖，以表彰其为肿瘤研究所做的卓越贡献。
理查德·帕兹德博士
帕兹德博士是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抗癌药物部门的办公室主任。患者权益倡导者称他为杀人犯，保守派专家骂他是碍事的官僚。如今，FDA公众癌症咨询会议上安排了警卫，对帕兹德博士和其他委员予以保护。
华盛顿咨询公司(其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的制药行业分析师艾拉·S·洛斯(Ira S.Loss)说，“药厂无法制造出数量充裕且有效的抗癌新药，于是就把帕兹德博士和FDA拉出来做替罪羔羊。”
在FDA工作的10年间，现年57岁的帕兹德博士助推降低对抗癌药物的审批标准，从而使垂死的癌症患者更容易得到试验性新药。但他同时要求制药商证明其药物的确有效。今年9月1日举行的公众癌症咨询听证会上，帕兹德博士一字一句，大声反复强调这一要求。他的发言结束后，FDA委员会的专家投票否决了两种药物的审批。批评者说，帕兹德博士的固执使成千上万的患者失去生命，并阻碍了药物研发的步伐。
史蒂文·沃克(Steven Walker)是阿比盖尔联盟(Abigail Alliance，患者权益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患者对理查德·帕兹德博士感到愤怒和失望是理所当然的，” 他说，“帕兹德博士就是一个食古不化的老顽固。”
然而不管是身边挥之不去的争论，还是作为肿瘤学家治疗晚期癌症病人的经历，丝毫没有影响帕兹德博士与生俱来的活泼开朗的性格。他像查尔斯·纳尔逊·赖利(Charles Nelson Reilly，美国著名演员)一样大笑，像甘地(Gandhi，印度政治家)一样吃东西，并且把自己比喻成1960年代罗马天主教会的牧师，称自己的工作就好像是把拉丁语翻译成通俗语言。
“在这个职位上，不管怎么做都是错。“ 帕兹德博士在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批准了一种新药，他们会指责你在降低审批标准；如果你拒绝审批，那你就是自纳粹集中营建立以来最糟糕的坏蛋，该拉去枪毙。”
帕兹德博士能否在患者治愈希望与确保新药有效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对癌症患者和制药公司都有巨大影响。在美国，癌症是第二大死亡杀手；今年将有56.2万人死于癌症。
根据制药商的资料，药物制造和生物技术公司正在试验的抗癌新药达860种以上——远远超过了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由于患者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十分迫切，保险公司迫于法律规定必须支付抗癌药费用，使得抗癌药价格飞涨，制造抗癌药也成为制药行业最赚钱的途径之一。然而癌症迄今仍很难根治，导致政府管理人员及其支持者都感到沮丧并且质疑：FDA为何不批准更多的新药。
任何一种抗癌药物的上市甚至人体试验都必须经过帕兹德博士及其150名肿瘤学家、毒理学家和其他专家团队的同意。然而患者权益机构及受挫癌症研究人员的压力已经使FDA放弃了许多审批新药的常规要求。
联邦法律规定新药必需经过两项“控制良好”的临床试验，才能得到FDA的批准；在癌症领域，FDA通常只需一项临床试验。对许多试验性新药而言，FDA要求有上千个患者参与，而抗癌药物只需有几十个患者参与便可。
帕兹德博士上任前，FDA对抗癌药物审批的主要要求是：制药公司需要证明所生产的药物能延长患者的寿命。制药公司通常安排两组患者进行试验：一组患者使用新药物，另一组患者使用安慰剂或者已有的抗癌药物，然后比照哪组患者的生存时间更长。但是，有些癌细胞无法在短期内杀死，使得这种生存期观察实验耗时长，花费大。
帕兹德博士接手FDA癌症药物审批部门后，逐渐同意在药物试验中利用X射线跟踪评价抗癌药物的疗效。如果X射线扫描显示肿瘤生长速度变缓，该药物就可能通过审批。
帕兹德博士说，推动这些改变的原因在于，被批准的抗癌药物越来越多，使得评价一种药物能否延长患者的生命变得越来越难。他还说，许多患者在去世前反复参加了几种抗癌新药的临床试验，即使某些药物未被证明能延长生命，也可能对延缓严重症状和推迟医学干预有益。
例如，FDA起初否决了草酸铂，因为当时没有实验证明该药能延缓死亡。不过，该药在欧洲被批准使用几年后，鉴于扫描结果显示草酸铂能延缓肿瘤的生长，FDA最终于2002年批复其上市。目前该药通常用于治疗结肠直肠癌。
批评的改变
一些病人权益倡导组织(主要是一些老牌和知名机构)对FDA放松审批标准甚感惋惜，因为即使一种药物能缩小肿瘤，也可能在延缓死亡或对改善患者临死前的生存质量没有作用。而且由于许多抗癌药物具有毒副作用，且价格高，未被证明确实有效的药物却可能对患者的实际健康和经济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这些组织指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骨髓移植的化疗毒性使大约3万名女性乳腺癌患者深受其害，而最终的研究结果证明这种治疗根本无效。他们还说，FDA对一种治疗方法有疑问时，就不能批准其实施。
美国国家乳腺癌联盟(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alition)主席弗兰西斯 M·维斯(Frances M. Visco)说，“我们需要能确实延长寿命的药物，而不是仅仅能改善实验结果的药物。”
其他一些组织(多数是新成立，更为激进的患者权益机构)认为，在帕兹德博士的领导下，FDA癌症药物审批机构在降低审批标准或加快审批速度的力度仍然不够。他们认为，一种抗癌药物只要有一点作用，就应该允许癌症患者购买使用，因为垂死患者已别无选择。
一些癌症专家说，帕兹德博士多年来推行降低审批抗癌药物的标准，一些药物审批后疗效不佳被公众指责。他最近决定提高审批标准。
“我担心他的想法改变后会给抗癌领域带来不利影响，” 麻省总医院的医疗主任布鲁斯·A·钱伯纳(Bruce A. Chabner)博士说。他也是PharmaMar公司董事会的成员。PharmaMar是西班牙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该公司生产的新药Yondelis在欧洲已获得了审批。不过，经帕兹德博士作了批判性介绍后，今年7月未通过FDA癌症咨询委员会的审批。
对帕兹德博士的争议几乎没有影响研发真正有效的抗癌药物。2001年，帕兹德博士的部门只花了11周的时间就审批同意Gleevec(格列卫)用于癌症治疗，该药对一种白血病具有显著疗效。但生产药物时也需要考虑边际效益，审核药物的有效性就会带来争议而且耗费时间。
带着新药去FDA申请批复
近期，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研发的许多抗癌药物未通过审批，对它们而言，是否通过FDA的审批将决定其陷入财政困境还是获取丰厚利润。9月1日，名为Vion的小型制药公司带着治疗白血病的新药Onrigin向FDA申请批复。
一项临床试验发现，与安慰剂相比，Onrigin将死亡率增加了三倍。在2004年和2006年举行的会议上，FDA通知该公司，鉴于另一项临床试验设计不佳，对该药不予审批。然而Vion制药公司坚持提交申请。
在癌症咨询委员会会议上，Vion制药公司介绍其产品Onrigin时，帕兹德博士不时表现出烦恼的神情——要么一脸苦相，要么摇头。当Vion制药公司带来参会的患者发言谈及Onrigin的疗效时，帕兹德博士离开了会场。(他事后解释说，“只有从该药中受益的患者才能参会，而不是受害或者一无所获的患者”。)他提醒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只做了一次随机试验，结果表明Onrigin增加了患者的死亡率。”
委员会最终以13：0的投票结果要求该公司进行新的临床试验。Vion公司对此未发表评论。
一些小型制药公司为了使其产品获得FDA审批，会借助投资方和患者权益组织发动公众活动，有时甚至会对帕兹德博士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以加利福尼亚州森尼维耳市(Sunnyvale)Pharmacyclics制药公司研发的治疗脑癌药物莫特沙芬钆(Xcytrin)为例，一项关键临床试验证明该药无效后，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的理查德·米勒博士(Dr. Richard Miller)谴责法国某医院的医生。
米勒博士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们得出的研究结果非常消极，而且扭曲了数据。”
米勒博士游说FDA的高级官员，无论如何都要同意审批莫特沙芬钆(Xcytrin)，但他们拒绝了。于是米勒博士成了FDA批判者中的突出代表。 2007年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4篇评价性专栏文章，认为FDA让垂死的癌患者得不到关键的抗癌药物。
由于法律禁止FDA讨论药品审批的情况，米勒博士没有公开莫特沙芬钆(Xcytrin)被拒批的原因，帕兹德博士对此保持沉默。
一年前，米勒博士从公司离职，罗伯特·W·达根 (Robert W. Duggan)接替其执行总裁位置。在一次采访中，达根先生说，莫特沙芬钆(Xcytrin)的临床试验研究存在缺陷，FDA拒批是正确的做法。
达根先生说，“(把药物审核失败)全归咎于一家医院处理数据不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并将这项试验结果比喻成“狗早餐”——让人糊涂和一团混乱的数据。达根先生补充到，生物技术公司的主管人员通常把他们自己的错误归咎于FDA，以便继续从投资者身上募资。
米勒博士如今正在为成立新公司募资，他回应说，“我认为达根先生此举是向FDA示好。”
EnzymeRx公司位于新泽西州怕拉莫斯市(Paramus)，其执行总裁兼主席托尼·弗罗林(Tony Fiorino)说，生物技术公司的主管人员通常都是科技人员出身，他们深信其产品是“令人欣喜的体验”。当FDA拒绝他们的申请后，他说，这些人有动机“找审批机构算账”。
“你们会铲除所有的障碍，”弗罗林先生说，“因为这是你成功的机会。”
不仅仅主管人员攻击FDA。梅尔文·弗洛雷斯(Melvin Flores)是阿肯色州洛厄尔市的氧技术员。他去年给帕兹德博士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其中一封写道，“你谋杀了太多无辜的患者——适可而止吧。”
弗洛雷斯先生在采访中说，他投资了一家制药公司，其抗癌药物没有得到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批准，造成公司股票下跌而且让患者少了一个救星。他还说，“这是一场大屠杀。”
除了对帕兹德博士的邮箱进行“精确轰炸”以外，患者权益组织还在华盛顿地区的城市巴士车身以帕兹德博士的名字作广告，在游行中对他进行控诉和抗议。但是帕兹德博士说，他和家人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情。
变换视角
帕兹德博士的祖父是波兰移民。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养活家人，祖父捡拾铁轨上散落的玉米粒，不幸被火车碾死。祖母带着六个孩子改嫁，又生了三个孩子。几年后再度成为寡妇，她的第二任丈夫在一次建筑事故中丧生。
帕兹德博士的母亲与第一任丈夫结婚两周后，丈夫就乘船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丧生。帕兹德博士的父亲是印第安纳州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工人。帕兹德博士十岁的时候，父亲得了青光眼，结果家庭再次陷入贫困。
作为一名狂热的健身房自行车爱好者，帕兹德博士身材修长偏瘦，从不吃肉，因为他相信素食能预防癌症，不过证据不足。玛丽(帕兹德博士的妻子)说，帕兹德博士出差时，她会买上好的牛排犒劳自己。
帕兹德博士在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监督药物试验时，对FDA的工作产生了兴趣。FDA跟癌症相关的工作有空缺时，他便提出了申请。上班第一天他便很震惊地发现，FDA机构与儿时的天主教堂极其相似。
“我们原来的办公室有一道门是电子控制的，所以必须得通知里面的人你才能进去，”帕兹德博士说，“读小学时也有一扇这样的门，把修道院和小学隔开。修道院是一个神秘的世界。”
他便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以便和癌症患者权益机构、医疗部门保持联系。他在拥有全球最多癌症科学家者的组织——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的年会上举行癌症咨询会议。而且他与其他组织联合起来，开始每年为癌症研究者举办培训课程。
最终，帕兹德博士“在主流癌症研究团体中赢得了大量支持者，”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首席医疗官奥蒂斯 W·布劳利(Otis W. Brawley)博士说。今年五月，肿瘤协会授予帕兹德博士特别荣誉奖，称赞他为”肿瘤团体做出了杰出贡献“。
帕兹德博士说，将抗癌新药造成的死亡归咎于FDA就“好比把美国教育的失败归罪于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他说，“我们只是对抗癌新药进行评估。”
本文英文原文最早发表于2009年9月的《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