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国际医疗创新论坛（CMIF2018）邀请了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挂职干部）袁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工程创新与设计中心（GBID）执行董事Professor Youseph Yazdi，辛辛那提儿童医院Andrew L.Wooten，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Bill Harrison，日本驹泽大学医疗健康科学上席客员研究员古屋进，美敦力大中华区研发总监汪四新，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主任金岩，中兴生物（武汉）有限公司吴晔旻，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徐丹，苏州法兰克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姚建清，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沈亚文，HSML专利杨瑢等嘉宾进行主题演讲，以及由思嘉建信基金合伙人/百华协会主席金克文、苏州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军主持的精彩圆桌讨论。
开幕致辞
杜塞尔多夫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司徒昊先生首先致开幕词。他说道，过去的五年，中国的医疗器械产业增长是15%，可以说是同期GDP增长速率的一倍，在发达国家医疗器械行业占GDP的占比是15%，但是在中国只有2%，可见中国的发展潜力之大。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监管方面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未来，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一定会继续往高端化、优质化发展。
袁鹏：近期国家医械产业政策与园区发展
近些年健康产业应该是各个地区发展的主要的方向，各个园区各有不同，苏州是以医疗器械为主，此外泰州的医药城、广州的药谷都是很有名的，北戴河新区就是以健康制造业和健康服务业为主的园区。随着园区的发展，各地的园区除了一些基础的政策之外，更多的是比拼服务。除了本地的政策之外，另外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政策，这也是各个园区非常看重的政策。卫计委现在对医疗机构的审批权益的下放，对以应用为主的园区，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近两年，从2014年的医疗器械管理条例发布实施以后，一共是4年的时间，整个改革的措施没有停步过，我们知道前一个条例2000年发布到2014年，整整14年，最后配套起来了，但是整个的速度和现在几乎是没有可比性的，现在新的条例、新的修订稿已经出来了，从整个的发展速度来看，也可以看到药监局对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规范医疗器械产业的监管和体系下了很大功夫。所有文件的发布就是围绕满足临床需要、鼓励创新和实现全过程的监管等环节，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另外就是保证产品的可及性。这其中比较关键的政策就包括，临床试验的改革、注册人制度的实施，还有就是审查方式的改变，这些对园区都会有更多的影响。
创新非常重要，但从园区的角度来说，还要关注安全性。从园区的角度来说，要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另外要关注法规和政策的一些调整要求，此外也要增加专业的力量，因为医疗器械的监管还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临床试验的改革可以促进园区更好的提升服务水平，注册人制度，我们也要更好的掌握，统一审查需要园区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有一些区域性的政策要统一收到国家，最后希望园区可以把安全性和创新性并列起来。
Youseph Yazdi：霍普金斯大学生医学工程创新与设计中心在中国的实践
目前整个医疗体系非常的复杂和浪费，那我们怎么样服务好医疗服务增加的需求？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的资源和需求有一定的不匹配性，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我们需要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说到创新，更重要的是创新的模式，让我们的行业、学术界、临床界的医生一起去解决问题，我们中心的使命是希望在下一代健康人才这一块做出教育方面的贡献，我们会和医生配合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培训，让他们能够对医疗解决方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了解实实在在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在医疗解决方案这一块做出我们的贡献，能够把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真正的服务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模式具体的来说，在临床这一块，根据临床的问题去做相关的一些实验室的研究，另外也不是简单的做技术转让，而是希望和大家通过早期的合作，设计出一种比较好的创新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需要行业和政府、律所还要一些慈善机构一起参与进来。每年会有很多约翰·霍普金斯专家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约翰·霍普金斯已经是连续35年，在研发这一块做的非常好，也是投入非常大的一家机构，我们通过和一些临床的专家合作，确保我们的合作伙伴（医疗机构）可以介入到他们的资源中去，从而实现双赢。
我们的工程师是一些临床工作的人员，这个行业要成功的话，还需要对主题和趋势有把握，把所有的方方面面考虑清楚，在项目进展之后，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预见。当然如果这么一套东西要做起来的话，需要对临床的问题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在约翰·霍普金斯我们把软件设计的理念引入到研究中，通过迭代式的把问题的了解不断地去补充，不断地验证解决方案是否可行。早期需要做一些思考，当然这中间需要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才能把这个模式走通。
Andrew L.Wooten：美国生物医药创新商业化，辛辛那提儿童医疗中心的经验
我现在所在的辛辛那提儿童医疗中心一家非常好的医院，整个的临床运营的收入也是非常高，同时我们的胃肠道以及儿科的肿瘤方面排第一，现在有一个新的医院的园区6.5亿美金的投资额，现在正在建设中。当然我们的重点工作方向就是希望能够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实践，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儿科的相关诊疗治疗。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包括小分子、基因疗法、细胞疗法、诊断设备以及数字化医疗。当然器械也是我们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
虽然说没有任何一家会愿意在早期的相关项目上投入的太多，但是如果能够和其他机构一起形成联盟来进行投资，每一个机构各自承担一定的风险，就可以跨越死亡谷，很多的机构对于这个阶段的项目都比较感兴趣，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资金去赞助这些项目。共同创新的业务模式，是希望可以通过战略性的思考，把我们整个项目的各个方面都能带来契合的合作伙伴。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内部的项目，我们的创新基金一个项目10万美金，希望让这个项目走出高校的研究室，进行进一步的拓展。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强项，就是创新方面的资源，那我们如果能够在这几个不同的领域发挥协同效应，然后我们就能够非常成功的把整个行业的创新推向前进，直至成功。
Bill Harrison：FDA和CFDA针对医疗器械的标准
FDA把医疗器械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最低风险的，比如说手术手套，二类器械是中等风险，三类器械需要最严格的管控，因为风险最高，很多都是植入物。我们看到医疗器械的审批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生物学方面的评价。医疗器械在医疗当中给人类带来很多的好处和收益，但是也带来一些风险，所以说这方面工作非常的重要。ISO针对医疗器械的生物学检测方面的指南是非常全面的，具体来说就是ISO10993，FDA也是非常认可这个指南，主要用它来指导医疗器械评估学、兼容性的测试，还有化学表征，还有一些其他的生物学相关的测试。这些测试最后要有非常内行的专业人士来做，确保医疗器械的组成部分和它的材料以及安全性得到保障，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医疗器械上市之后也要加以严格的监控。
我们都知道FDA非常的注重医疗器械能够尽早上市，但是也要保证它的安全性，这个项目比较特别的就是在于FDA，它和一些检测机构合作，FDA往往会发布一些指南、指导方案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他们自己去做监管。但是我们看到医疗器械的复合型评估，是接受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做，首先这些检测机构要获得FDA的认证。这样的好处在于，取得认证的检测机构，知道特定的医疗器械要做哪些检测，而我们的发起人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需要做的检测机构。我们看到一年FDA将会审批5000个510K的项目，从11个小时减为15分钟的审批时间，这个项目会帮助FDA大大提高时间利用的有效性。同时，它还可以帮助一些行业的监测机构，根据国际标准来进行认证。最后医疗器械的申报方案通过寻求这些检测机构帮助他们检测，他们会获得非常大的信心，因为检测的结果是权威的，可信的。
总之，随着行业不断的发展，监管也在不断的发展，在医疗器械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最新的健康框架下，通过采用最佳的实践保证我们的产品安全性。
圆桌讨论：全球医疗创新与中国的协同发展
圆桌讨论由思嘉建信基金合伙人/百华协会主席金克文主持，挪威创新署资深顾问武瑊、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参赞Mrs.Anna Lin、德国医谷常务副总裁吴晖、英国驻沪总领事馆生命科学和医疗高级投资官何琼尔、欧陆专业科学服务（德国）有限公司咨询部主管Hana Hofman-Hüther参与讨论。
吴晖表示，如果大家比较美国和欧洲的生态系统，比较大的生物医药公司其实也差不多，但如果看一下初创公司，其实欧洲在这一块似乎比美国要弱一些。如果看一下VC，好像欧洲更弱一些，我觉得这是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差别。我们知道从实验室到临床，在欧洲的路径非常长，如果看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其实欧洲和美国还是可比的，欧洲人通常来说他的创业精神不及美国人，欧洲的VC也不如美国强，至少这两个原因，使得欧洲在这一块的创新似乎有点落后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投资人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我们现在有钱了，我觉得应该去看一看。
Anna Lin表示，我们有很多的中国医药公司都会在澳大利亚进行早期的临床试验，这是非常关键的领域，大家可以看到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优势，包括人口，包括跟中国距离的优势，而且澳大利亚的数据在其他地方大家也是认可的，而且我们整个的有效性审批也是比较快的。
金克文表示，过去几年除了在中国、在美国的一些进展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还有以色列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不管是在医药方面，还是在器械方面都有很多创新项目，我们看到不少以色列的项目到中国融资，取得了成功，我自己也亲自到以色列参加一些大会，而且我对他们的一些项目特点印象也比较深刻，以色列的这些初创企业很愿意走出去进行融资。
武瑊表示，我觉得对于外部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项目也好，都是对于外国的了解，这是最大的壁垒，从周围信任的人开始，在海外的这些人，他们的小圈子对于中国的理解比较少，从产业园的角度让他们了解相关的知识，能够帮助海外的一些企业，能够建立在中国的人脉圈，可以加速整个的过程。
何琼尔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园，中外工作的日程也是有区别的，英国那边在假期不回邮件的，中国的能不能耐心一些，能够有一些更亲密的接触才能最好的把一件事情谈成。
Hana表示，在欧洲我也发现，只要是假期大家都是在放假。另外一个是在监管方面，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监管部门，官员经常会参加相关的ISO的会议，和大家交流相关的经验，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监管官员往往是缺席的，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
古屋进：日本的”医疗经济政策“和图像诊断产业的发展趋势
日本政府已经把医疗产业作为了一个支柱产业在推进。日本的老龄化现象很严重，65岁以上的人口在增加，劳动力在减少，大环境中的医疗也在发生变化，政策层面也在发生变化，自费医疗会有所增加。日本政府的规划是一定要把健康作为最主要的一个产业，要延长健康寿命，增加劳动力和促进社会的发展。
延长寿命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在增加女性的工作机会，我们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个组织，也是近几年形成的。2019年要达成数字化的目标，大健康领域必须产业化，产品面向市场。AI技术日本也在推进，但是在日本还存在很多的障碍，可能中国在IOT和人工智能方面，比日本推进的更早更快。
在大健康产业有很多很多的商机等着我们，一个是创新，还有就是把现有的技术怎么样可以开发出更新的应用。日本和中国能够联动起来，为人类的健康做一些事，这是很高兴的事。
汪四新：美敦力助力本土医疗技术的创新
所谓创新，一切来自临床的需求，最后服务于临床的需求，这是基本的概念，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做？业界的科学家，工程师怎么样和临床去合作，所以来源临床，回归临床，这永远是公司的主题。技术和临床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泛泛的概念，最关键的是要持续的创新。现在美敦力在一些技术热点包括3D打印、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标记、互联互通等不断的投入。创新是我们的热情，技术则是动力。美敦力作为医疗器械的领导者必须要引领去推动创新。
那中国的研发有什么特别的使命和创新的优势呢，我归结为三大点。我们的寿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做好技术创新迭代，中国13.9亿的人口，非常大的病人基数，包括各种肺癌、糖尿病、心血管病，中国有1200万医疗的从业者，我们相信一定存在大量的医疗需求没有被满足，这有待于我们去发展医疗需求，所以引进技术，加本土的创新，服务全球。第二个怎么样去进行合作，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开放创新的时代，十年以前是靠着市场的驱动，但是现在中国已经不是这样子的时代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开放创新和全球同步创新的时代，和中国的科研院所、医院、学校开展合作。第三个是开放创新。美敦力用我们的软件能力和硬件实力，和国外一些优秀的创业团队合作，立足中国，服务全球。作为创新，有一个Idea很容易，你每天去拜访客户可以得到很多的ID，但是作为一个可以商业化，能够保证安全的产品，一定是要千锤百炼。我们中国的医生对创新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几年以前的话，你和医生谈的话，他们还会比较保守，但是随着临床的拜访和了解，我们很多的医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对临床的需求的创新意识非常的高，所以对本土创新是一个很好的飞跃。
我们中国怎么加入了本土研发的生态链，研发是一个触角，在中国的话，我们也和一些高校进行合作，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中科院的研究所，通过合作帮助我们提高本土技术的高地。总体来说同步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也和本土优秀的创业公司和创业团队进行合作，目前我们有一些项目已经进入了实体的阶段，通过和外部建立合作的关系，打造本土生态的大举措，强调外延开放式的创新，打造本土的创新生态圈，同时和临床界进行紧密的合作，和国内顶尖的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积极的拓展术式的创新和发展，通过各种渠道的合作，一起打造促进本土的创新，也促进公司在研发、技术向前大步的发展。
金岩：组织工程产品发展的现状与产业化
组织工程产品是一个新的门类，随着进化，人的再生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从低等动物到今天，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安全的防护，一年四季对自己的保护，所以再生能力逐步逐步的退化，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再生，比如说皮肤，因为它在体表，最容易受到损伤，有一定的再生能力，但是这个再生能力是有限的，当损伤比较深的时候，就不能再生了，但是不能再生的时候，也会进行修复，那就是病理修复。其他的组织器官的再生能力就非常的差了，完全的要依靠医疗的手段去修复，基本上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被破坏损伤的机会，有的是创伤的，有的是有疾病的。
以前主要是靠自己组织修复，比如说皮肤移植，但是对于一些器官就没有机会了，只能是靠捐献，在中国每年有150万人的重大器官等待移植，只有不到一万人可以得到捐献，所以急需的要有医疗手段去修复他们。从古到今大家一直在尝试各种简单的保护和防护。到今天只是简单的保护和防护替代已经不够了，因为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再生。让组织不仅能够修补它，而且能够再生，恢复形态和功能。
对于组织诱导再生功能的推进，对组织技术的要求非常大，生物材料这些年来的变化很快，而且一代一代材料的变化是一种迭代。保持原来的功能和需求，是一种新的功能。十二五，十三五我们国家都有重大专项的资助组织工程产品。
随着组织工程产品的发展，对医疗会有很大的改变，最后就不需要再进行等待，随时可以进行治疗，对人类的健康的寿命也会有很大的贡献。组织工程产品出来也不到20年的时间，从一出来的那一天就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第一类的产品是对于活的细胞，比如糖尿病足溃疡，随着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的组织工程产品将要进入市场，将能够修复治疗人体多种组织的损伤。
圆桌讨论：临床研究与产业的协调合作
圆桌论坛由苏州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军主持，波士顿科学大中华区业务发展总监张石羽、威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威、复星医药副总裁汪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泌尿男科医学技术与装备创新联盟理事长肖亮、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主任金岩参与讨论。
张华威表示，威高发展到今天有30多年，我也是跟着中国的医疗器械走过了30多年，中国的医疗器械发展的三个阶段，刚开始改革开放，威高88年刚开始进入医疗器械的时候，那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没有选择，有是这么几个产品，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外国的产品到了中国以后，包括一次性的输液注射器，都是87年甲肝以后从国外引进进来的产品，以后医生和护士有了一个选择性。所以进口医疗器械一直占中国很大的一个份额。到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份额。那时候的中国企业基本上不用客户教育，也不用搞临床实践，就是仿制一些国外的产品，因为国外很多的企业都把客户教育好了，然后去进行仿制。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如果国内的企业不加大创新，你可能做发展也走不出这个怪圈，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思考，我们的新产品，要在市场做领先，首先就得是可以使用临床的需求，超越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时候临床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国企业要创新，要走出原来仿制的怪圈，必须和临床进行结合，没有临床的结合，走不远。
张石羽表示，说到创新，不只是对中国医疗器械公司，对全世界的医疗器械公司来说，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发达国家的医疗市场，如果不能持续性的推出创新的产品，很难存活下来，所以我们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创新为中心，我们公司的标语是为生命而创新。真正的要有一些创新性，颠覆性，以及真正落点的产品，是离不开和一线医生的沟通和合作。
金岩表示，作为一个医生也好，作为一个科学家也好，和企业站的角度不一样，目标的追求也不一样。对于临床的专家和科学家来说，他希望把科学的最新的东西赋予产品，这个是医疗产品和其他的产品不太一样，对于医疗产品的安全，它的质量控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因为从国家的审批来说，必须有可依据的东西，对于免疫学，分子调控，我们知道的都不是很多，所以要有相对成熟的东西，怎么样的产品可以尽快的进入市场，缩短距离，少走弯路。
肖亮表示，我们在医生的身边，我们对他们的痛点的理解比较深刻。有的时候他们提出的意见是比较颠覆性的，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发现我们去找一些企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技术在谁的手里，谁有这个工艺，通常我们碰到的问题是问我们这个东西可以卖多少钱，如果是没有责任的话，就不会愿意花时间，人力来投入这个事。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调查，首先他们可以接触创新这么一个事，最大的困难是有一些原创的，我们认为很好的项目，找到了企业的时候，觉得创新还不够，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大的困难就是整个产业或者是企业创新的态度和方式方法，有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中国创新的能力是让世界害怕的。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创新创业，有一个很大的趋向，就是关于概念研究中心，在美国的话，有很多是大学发起的，或者是政府资助的，把一些想法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所以概念研究中心对医疗非常的重要，这是中国的一个缺陷。
汪曜表示，我们现在看创新的产品，技术比较多的是在境外的，从今年以来，从美国，以色列以及法国都有不同的项目在做，推进比较快，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看中了国内的几个项目在做。我们觉得从产品的评估来说，临床的评估也非常的好，而且合作的意愿也很好，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都遇到了知识产权界定的问题，他们用的国家的科研的资金，但是涉及到军队的个体再把它民用化，虽然临床的前景很好，但是当初从个人以及学校在知识产权的界定以及公司化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还是有风险的，从个体怎么转化成产业，审批的路径还是不太清晰，党委会的决策是不是够，在不明晰的情况下，我们放弃了。
但是有一些相对明朗化的项目，我们对于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国外碰到的比较少一点，知识产权的分析还是比较可控的，现在的知识环境又有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有人工智能投资的标地，现在的贸易站一打以后，我们看中的这些技术，往往希望到某一步的产业化可以放到中国的基地来做，把这个技术迁移过来搞投资公司，是不是会被否决掉，所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现在还在研究。
张华威表示，我简单的总结三点，现在所有的临床的研究，都是在往非常高的有科学价值的领域去研究，但是作为企业，更多的是往商业价值去考虑，就是这个东西将来是不是有商业价值，如果是商业价值的研发，临床取证要花好几个亿，未来的商业价值连这几个亿的临床费用也不够，所以这二个价值之间可能要有一个缩短，让临床的科学研究更向商业化靠拢，让我们更向科学化去靠一靠，这是第一。
第二个，现在我们面临的知识产权，原来的医院医生的创新，算是职务发明，不算他个人的，是属于医院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转变有很多的问题，学校，研究院，都面临着这样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团队不跟着你走，团队就说我再自己研发一个技术吧，那就和你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也是企业很怕的，核心技术团队不跟着核心技术走。
第三个，一个新的技术，尤其是中国人特别的爱按照规定办事，这个东西违背了我的规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创新里面缺少了灵活性，改变临床的习惯，改变医生的习惯，这个也和我们的机制有关系，如果改变了这样子的习惯，出了问题就要追责，这是我们的环境，创新的这个环境，还应该再放开一点可能才会更容易。
陈军表示，这么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这么一个病人可贵的资源背景下，我们这么丰富，有经验的医生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医疗健康一定是会越来越好，而且有赖于从企业的层面，医院的层面，政府层面政策的不断的推进和鼓励，也有赖于有责任感的企业的介入和资助，以及资本力量的介入，让更多的来源于临床的研发的项目，能够更快的转化成真正有利于我们整个人类健康的成果和产品！
吴晔旻：《中兴生物在5G时代医疗产业的发展》
我们一直认为数据是现代医疗的基础，医疗数据需要互联互通，数据改变诊断。5G时代医疗设备的特点，第一个是每个医疗设备都是数据的来源，第二个海量的医疗数据信息需要处理。真正的5G时代，几个G的CT片可能只要几秒就可以上传下载，可以为我们的医学带来巨大的改进，同时为我们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比对，提供了一个通道的基础。5G时代，每一个医疗设备，都会变成数据的来源。有了这样子的比较通常的上传下载以后，我们实时可以提供准确的医疗诊断的信息，为正确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也为医生提供个性化的医疗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未来把所有的有线都变成无线，最终的来源就是通讯信息的畅通和实时的掌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和更多的企业大家共同努力，推动医学和信息的结合，使医疗数据的泛滥得到改善，标准的建立，有利于互联互通，也有利于更多的企业一起携手建设行业的标准。我们觉得现在把医疗器械和各个方面的信息技术进行统一，变的非常的迫切，因为中兴生物很多的项目需要这样子的支持，同时我们在医疗器械更多的生产企业也需要这样子的技术支持，最近我们在国内有非常多的合作的伙伴，他们除了看中我们在投资方面的作用，在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非常的希望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
徐丹：AI技术推动医学影像设备创新
人工智能AI为我们医疗影像设备制造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2006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基于学习的神经网络，目前来说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方向，机器学习只是其中的一个技术的手段。深度学习又是机器学习中的一个小的分支，神经网络并不是专门给人工智能发明的概念，而是基于大脑的结构提出的概念。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医疗市场上，近几年的投资增长非常的快，在2018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投资，还是集中在A轮和B轮，甚至还有一些公司是没有投资的，说明我们整个行业还是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60%的初创公司是处在起步的行列，目前这些公司实现商业化，还有很大的挑战性。
医疗产品的范围覆盖智能诊断，药物研发，医疗辅助等等，用到的技术包括了语音识别，语音交互、图象识别等等，这些技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成熟的技术，并没有一个特别高的门槛，已经是可以供大众使用的，对初创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
安科积极的拥抱AI，我们做的远远的不止这些，这些只是我举的一些例子，包括自动检测，器官的自动分割等等。安科的历史积累还是比较薄弱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但是在这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的时候过多的历史积累，在新的历史面前，反而会成为了包袱，我不希望受到这些包袱的拖累，越早的拥抱新的技术，在新的形势中占据先机。
姚建清：医疗器械进口替代的技术挑战
为什么医疗器械有很好的前景，整个社会的老龄化和城镇化，城镇化是非常厉害的。中国有1.3亿65岁的老人，这是非常大的比例，老人越多，意味着病人越来越多，包括脊髓的问题、骨质疏松、都市和年龄相关的，另外癌症的病人的增加。城镇化以后，你的支付的能力，会越来越高，因为相对来说经济能力会越来越高，城镇化以后，我们的身体往往不是这么的健康了，我们只是坐车，开车，不走路，在美国的话，也是肥胖症越来越多，所以老龄化和城镇化带来了医疗器械从量的角度来说，会越来越多。
另外在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医疗器械的行业的比例和药的比例差不多是1：8，医疗企业是1，药物是8，在美国的话，一般是1：3。在整个市场，全球的骨科的行业非常的大，但是增长率非常的慢，只有49%，中国的骨科市场只有15%到20%之间，另外我们中国的市场，是全球市场的4%到7%的比例，所以中国人这么多，中国的老龄化也是和美国欧洲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市场份额这么的低呢，说明我们的使用率还不够高，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市场全球化，机会非常大，当然也有一些挑战，主要是理念以及工程师和临床医生紧密结合的问题。 医疗器械独特之处，创新必须有效的医工结合，很多时候医生只是一个概念，对材料的要求，对结构的要求不懂，设计工程师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是闭门造车，我们要有创造性的设计灵感，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创新往往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沈亚文：构建现代化专业服务平台，加速医疗器械创新转化
医疗创新是我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最伟大的创造之一，社会发展文明进步都离不开目前创新，创新+医疗是我们现在最值得做的事。医疗创新具有引领性，突破性和颠覆性，正在为下一轮的科技创新、产业革命成为关键。医疗创新是世界各国都重视的，在当今世界上，它引领了经济的发展，有效的解决了人类健康的各类问题，我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创新有一个投入，在美国来说，在2017年美国对医疗，生物技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投入占到了45%，科研的产出非常的高。生命技术占据了60%，涌现出了精准医学，基因技术等高产出的产业技术，同时它的发展前景高，在IBM提出的五年内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类是生物技术。
当我们DNA的发现作为第一次的科技革命，人类的基因计划是我们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现在的各个行业的汇聚，正在酝酿第三次的科技革命，我们的医疗创新也强抢占先机。国家的各级部委都出台了重磅的文件，包括十三五科技卫生支持创新等等，我们国家目前的基础研究进步非常的明显，原始的技术创新还需要进一步。我们国家连续7年医疗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论文发表全球第二。生命科学的论文提升到了16.78%，我们的论文的引用还是排名世界的第九，我们的核心技术还有待提高，我们的核心技术还需要创新。
现在医疗创新已经进入了二个维度，与人类相关的保健品、食品、药品，包括疾病的康复，医疗器械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总结为高科技化，我们的可穿戴设备越来越广，通过我们的精准医学，全生命周期的医疗作为标准，最后是一个融合化，我们也认为未来的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旅游会有最深度的融合和结合。
我们是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座落在天津市，我们的创新园分为三个园区，包括研发区，孵化区和生产贸易区，我们希望引进一批创新型的科研院所和创新型的项目落户，同时通过我们的平台服务，进入到产品的注册申报的阶段，最后通过我们的生产贸易区，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我们鼓励更多未来的技术突破点，包括抗衰老技术，基因治疗技术，组织工程技术，以及数字诊疗装备，这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杨瑢：如何在创新医疗器械知识产权保护中有效降低成本
如何为医疗企业创新企业找到合适的投资，我知道投资方一般情况下比较重视的几点，第一希望能够控制风险，投资的医疗器械企业，希望避免风险，如果风险比较难避免的话，希望针对风险有一定的控制方法。第二权利关系清晰。第三保护范围适当，这个企业有很多的专利，但是专利的保护范围，尤其是医疗创新企业，投资公司一般对保护范围还是有一定的重视，希望有关的知识产权，比如说专利、或者商标、质量比较好。
首先是注册的时间和顺序，技术创新在形成之后有一个设计原形，在设计原形出现的时候可以考虑签订保密协议，签订合同的每一步都要仔细考量。临床前研发阶段，因为专利是有时效的，一旦公开信息就不能申请，在这之前要考虑一些自由实施，在中国的FTO自由实施专利检索，有可能侵其他人的专利权。进入临床阶段可以考虑外观设计申请，在中国商标以注册为基础，注册了才有商标，在商标注册的时候，要注意商标的侵权检索，重新再改换商标的成本很大。下一个阶段是生产阶段，这个时候会考虑到版权注册，版权注册有一个好处，一旦版权在中国注册了，在其他国家都可以实施，而且我们版权，一旦写出来了就自然有版权，注册了之后可以拿到法定赔偿。商业使用阶段，做商标监测和专利监测，专利监测的程序。
如果咱们的预算成本比较有限，对不同种的医疗器械的产品，或者是方法有不同的保护重点。比如说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产品，保护的商标可能非常重要，甚至是专利比较有帮助，对于化学成分有关的试剂专利应用比较有帮助，没有对外的成本，但是对内有一个程序控制。对于方法和工艺都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去保护。
至此，2018中国国际医疗创新论坛（MFC2018）完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