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病房里，住着五位乳腺癌患者，年龄相近，临床分析结果也一样。医生按照规范化治疗的原则，给出了差不多的处方和治疗方案。然而，这五位患者的治疗效果却有很大差异: 两位患者出院，在之后的三年随访、五年随访中都没有反复；一位患者肿瘤继续增长；其余两位患者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复发和转移。
这是6月16日开幕的首届雁栖湖医学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大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所举的一个例子。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詹启敏解释，基因检测表明，五位患者的突变发生在不同的基因位点上。“每个人的肿瘤发病原因不同，疗效自然不一样。”他说，“可见，临床实践已一再提出要求，我们需要更精确的治疗方法。”
精准医疗进行时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精准医学与肿瘤治疗”。今年年初，精准医学正式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前，我国将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亿元。
所谓精准医学，就是根据患者的临床信息和人群队列信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等，结合患者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实现精准化、个性化的分类诊断和预防治疗。
“正当其时”，这是詹启敏对我国大力发展精准医学的局势判断。这不仅是因为生物学、医学和大数据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也因为发展精准医学，是我国占领国际医学研究制高点的宝贵历史机遇。
面对建设医学强国的愿景，目前的我国，却只能算是一个疾病防治大国，处境相对被动。
在发达国家，肿瘤的早期诊断率在50%以上，北欧国家能达到70%，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只有14.7%。我国的大部分肿瘤患者，在就诊时就已进入中晚期。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更高的癌症死亡率，也有医疗系统和医疗资源的巨大负担。
精准医学的意义便由此凸显。还是以肿瘤诊断治疗为例，如果能实现早期诊断，治疗成本将是中晚期患者的1/8，终末期病人的1/100。因为基因和蛋白的改变，远远发生在临床病理出现之前，因此以基因测序和分子病理学为抓手的精准医疗，将是提升肿瘤早期诊断的必由之路。
不仅如此，在一项新近开展的实验中，有20%的乳腺癌病人，仅用两种几百块钱的药物——环磷酰胺和表阿霉素，就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对这两种药物敏感的患者，就可以通过精准医学的技术来筛选。
“我们倾向于认为，对大多数患者而言，都有适合他们个性和症状的廉价药物。”詹启敏说。精准医疗，正是为每一位患者寻找打开重症铁锁的“钥匙”。
从这些意义上来看，尽管精准医疗前期投入巨大，但从长远的角度，终将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和资源负担。
得样本者得“天下”
在精准医学的时代，需要大规模的样本支撑。会上，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要务。
詹启敏说：“谁拥有样本资源，谁就拥有医学研究的主动权，占据医学竞争的制高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对这一点感慨颇深。自2000年回国后，他便投入了北大肿瘤医院生物样本库的建立工作。为适应研究需要，肿瘤样本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对肿瘤的类型、大小、成分、保存条件有要求，还要有完整真实的临床资料。
这些近乎苛刻的条条框框，对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美国的重大科研项目——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计划便是一例。截至今年2月底，这项计划已经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了33篇论文，涉及20多个肿瘤类型，其中多项研究的样本数超过了500例。即便如此，负责协调TCGA样本来源的生物库研究办公室主任卡罗琳•康普顿也曾抱怨，在项目开展初期，他们只有4到6家合作单位，而样本的失败率则达到了惊人的99%。
除了样本这样的“硬件”外，临床资料是保证硬件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软件”。一句医生间流传的调侃，点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病历是一堆烂纸，那么样本就成了一堆烂肉。”
季加孚格外强调临床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标准化。“在各种场合下，我常跟科室的管理者和年轻的医生朋友们讲，一定要留下真实的病例记录。这对精准医疗的发展乃至我国整体医学水平的提升，真的太重要了。”同时他也指出，我们国家地域广、医院多，规范化的实现无疑任重道远。
此外，医院之间的资源共享，包括生物标本和临床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也是诸多专家热议的命题。
“过去的合作，主要是以临床研究为基础。未来的合作，则会是以临床数据、生物数据为基础的大规模、可持续合作。”季加孚说，“我们国家能不能形成知识共享的联盟格局，关乎精准医学发展的成败。”
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精准医学，只是看上去很美吗？会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吴明远抛出了这个问题。
“从精准医学计划提出之时，我最头疼的，就是商业模式。”他坦言。精准医学的个性化治疗要求，使得整个产业的成本门槛提高了不止一倍。
要精准，必须有“个性化”的治疗手段，而要盈利、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规模化”的问题。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是企业必须迎接的挑战。
据吴明远介绍，近五年来的资本推动，足足使十年间的精准医学技术全部孵化；而三年来的国内外政策，也推进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至少在目前，精准医学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别是我国与欧美国家的差距，仍然明显。
以干细胞产业为例，吴明远剖析了国内外产业模式和发展状况的对比。“当前，国外已经有10种药物或产品获得批准。相比之下，我国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他介绍道。
在海外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的当下，我国在干细胞领域的工作还集中在上游存储阶段，中游研发和下游应用则相对较少；相关承担机构主要是医院，基本没有纯技术研发公司，投资公司大多没有上市；而相关审批机制也尚不明确。
然而，大家都明白，要想把精准医学发展起来，“产学研政”，那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吴明远对此提出了数点建议。他认为，产学研结合的结构一定要告别粗放、走向精准。“所谓粗放，就是我有一个课题，给你一笔钱，帮我孵化，孵化完再发几篇论文。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他说，“精准的产学研结合，是提供一个平台，诞生新技术、形成新模式，这才是真正能让大家共赢，能够良性发展的道路。”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外科医学专家赵继宗强调：“相关医药产业不进来是不行的。”有报道，国际上新药研究开发费用占处方药销售收入比重均在16%以上，其中默沙东高达27.64%。我国医药工业研发经费占营收最高达9.05%，多家药企研发费用投入占比不足1%。“这其中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企业家视野的问题。”他说。
赵继宗建议，在科研体制上，建立囊括精准医学全过程、全链条的大型研究中心，为科研人员、临床医生、技术支持者和企业提供交叉合作的平台；而企业，也应当具备全球视野，把握精准医学快速发展的时机，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抢占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