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作为未来婚育的主体，大学生的婚育观是理解未来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基础。未来，中国青年的婚育意愿和行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近日，2022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刊发了题为《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的文章（图1），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代际的更替，中国的婚育模式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中中国青年的婚育意愿和行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作为未来婚育的主体，大学生的婚育观是预测未来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基于分层多阶段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抽样组织实施了有全国代表性的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
图1 研究成果（图源：[1]）
本次主要调查对象为“Z世代”青年( 多指1995-2009年出生的世代) 除了拥有青年的一般性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独特性，包括以下3个特征：
①作为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Z世代”较早暴露于信息流中；
②个体化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于其父辈们集体化的文化消费，而是基于价值共享的方式寻找同好与归属感；
③“Z世代”生长在社会转型时期，经历了少子化时期和教育扩张改革，大多因为家庭资源倾斜而物资充足，但也生活在由技术与资本所驱动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容易产生“丧”、“躺平”等情绪。
调查以中国教育在线网中各大高校信息以及2020年高考招生计划作为抽样框的数据来源，收集了2017-2021年各省份( 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共2702所高校不同专业的招生人数信息。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抽样，依据高校类型(“双一流”高校、“双非”高校、专科院校)确定3个独立子抽样框，再根据学校的招生人数对各层进行无放回随机抽样，最终选取4所“双一流”高校、18所“双非”高校、8所专科院校，覆盖22个省份、26个城市。研究人员基于各高校专业的文理分布以及本硕博学生比例制定了个性化的抽样方案，收回14418份问卷。调查发现：
■ 恋爱观变化：
受制于婚姻市场的结构性限制，婚姻的缔结很大程度上受到双方主观偏好的影响。恋爱观作为这种偏好的集中体现，是影响亲密关系质量及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有近90%大学生将“希望找个伴侣相互帮助、共同进步”作为促进恋爱的首要因素。当代大学生更关注恋爱对自身效能的提升（图2）。同时，恋爱与结婚之间的关联不高，且女性更加认同恋爱与婚姻的区隔。此外，“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是大学生提及最多的抑制恋爱的因素（图3）。
图2 大学生对恋爱促进因素性别排序（图源：[1]）
图3 大学生对恋爱抑制因素感知性别排序（图源：[1]）
■ 生育观变化：
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6个，超过80%的个体偏好两个子女，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中理想子女数(1．92)及其分布较为接近。但本次调查大学生群体的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36，低于2019年调查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意愿子女数(1．44) 。
近50%大学生的意愿子女数少于2个。此外，大学生展现出一定的女孩偏好，在理想子女数为1的群体中，70%选择了只想要一个女儿。可能是由于“传宗接代”观念的淡化，女儿养老角色的凸显以及彩礼、房产等男孩抚养成本的骤增，导致男孩偏好不断下降。无论是理想子女数还是意愿子女数，男大学生都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 生育阻力感知：
生育对大学生来说还是一件相对遥远的事情，其想法很有可能会不断变化，但是测量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之间的差距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大学生群体对当下生育阻力的感知（图4）。
在所有生育阻力的维度上，女大学生的感知均比男大学生更强烈，也对应女大学生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之间更大的差距。此外，不能忽视女大学生对生育痛苦和风险的感知。有接近60%的女大学生将其列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图4 大学生对生育阻碍因素感知性别排序（图源：[1]）
■ 对生育政策的需求变化：
基于对15项生育促进相关措施的选择，男大学生认为最具意义的前五项配套措施分别是降低买房、教育、医疗、托育和租房的成本（图5），女大学生则在降低买房、教育、托育成本的基础上，提出了“减少就业歧视”“保障女性有充足带薪产假”的需求（图6）。这些对于政策的排序，很好地对应了上文男女大学生所感知到的生育阻碍因素。可以发现，男性更希望降低生育成本，女性则更需要提供工作支持。
图5 男大学生倾向的前五项生育促进政策（图源：[1]）
图6 女大学生倾向的前五项生育促进政策（图源：[1]）
文章进一步解释，社会需要塑造良好的婚育文化，从政策和制度上保障青年的个性与职业发展。在婚姻生育逐渐从个人发展的“基石”变为“顶石”的过程中，帮助青年更好地自我实现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有利于其实现理想的家庭模式，间接促进结婚意愿和生育率的回升。
另一方面，鉴于性别间日益分化的婚育观念与需求，公共政策更需要统合两性的需求。特别强调，增加婚育对女性吸引力的方法不是让女性回归家庭，而是尊重和保障其发展的权利，破除公私领域的性别歧视与固化的性别角色。与此同时，让男性更多参与家庭事务，并不只是为了分担女性的责任，还是将男性从刻板性别文化中解脱的方式。和谐平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所能提供的精神和情感价值、家庭成员间的互助能力，才是现代社会结婚和生育对个体最大的吸引力。
撰文|乔维钧
排版|木子久
参考资料：
[1]李婷,郑叶昕,闫誉腾.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J].妇女研究论丛,2022(03):85-102.
[2]https://j.eastday.com/p/1656629454048296
